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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才培养

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人类学系列讲座开讲

publish time:2015-04-14 11:45| view by:1578 | publisher:root

    剑桥大学“康河计划”四川大学工作站旨在搭建中外学术交流与沟通桥梁,计划在今后五年内引进以剑桥大学为主的国际人类学学者到川大,以讲学和开展工作坊等方式,推动人类学等相关学科发展。按照项目计划,2015年度工作站将邀请和安排3批来自剑桥大学和加拿大英属哥伦比亚大学的学者到川大讲学。

    日前,2015年度的第一批海外学者,来自剑桥大学彼得学院的玛雅·佩特罗维奇-斯蒂格(Dr. Maja Petrovic-Steger)博士抵蓉,并从330日开始进行为期一个月的人类学系列讲学活动。

    玛雅博士此次系列讲座目的在于为川大师生提供一次深入研讨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实践。

“欧洲人类学”之一:由“技术”路径研究“欧洲”

    3月30日下午,玛雅博士进行了“人类学系列讲座”的首场讲座:“由‘技术’路径研究‘欧洲’”——欧洲人类学。本次讲座的目的在于,通过审视各种用以催生想象以及产生“新欧洲”身份的 “技术”(technology),探讨“欧洲一体化”(Europeanization)内部存在的一系列张力冲突(包括:多元文化、语言、政治关系、宗教心态、对历史的认知、与非欧洲世界的联系等。)与“欧洲一体化”(Europeanization)实际的程度与规模。玛雅博士从研究“欧洲一体化”(Europeanization)“技术”措施的多部学术成果及最新动态切入讲座主题。

    首先介绍了一些关于“欧洲一体化”问题的研究的著作,如:Political Machines (Andrew Barry)、Bridging DividesThe Channel Tunnel and English Legal Identity in the New Europe (Eve Darian Smith)、Crimes of Peace: Mediterranean Migrations and the World’s Deadliest Border (Maurizio Albahari)、We the People of EuropeEtienne Balibar)、Standards and Person-Making in East Central EuropeElizabeth Dunn)等。

    随后,玛雅博士透过对各种相关研究成果的不同研究侧面、切入点、问题以及研究理路的梳理,展示了“新‘技术’(尤其是信息与通讯技术)措施及其连带的法律与政策手段,在界定‘新欧洲’边界问题上所起的主导作用,以及‘技术’如何提升了对‘优质治理’(good governance)诸原则(如:开放性、参与性、负责任、高效、政策连贯)的认同”;同时指出:“技术”措施——作为具有“实在”边界和兼具“象征”边界特征——在当今“欧洲一体化”议题下的公民身份认同、外来移民、新进成员国的融入等诸多问题中,发挥着日益独立与重要的作用。

    讲演结束后,玛雅博士与到场的听众,就“‘技术’手段如何在中国、亚洲等不同语境下发挥效用?”、“欧盟本身是否就是一个开启‘优质治理’新可能性的结构与想象的‘技术’手段”等问题,进行了热烈的讨论。

 “欧洲人类学”之二:由“身体”路径思考“欧洲” 

    4月1下午,玛雅博士做了“欧洲人类学”第二期讲座:“由‘身体’路径思考‘欧洲’”的讲演。本场讲座主题是:由一系列整合与排斥的“技术”措施,重新衡量“欧洲一体化”语境下有关“身体”(body)概念。整场讲演分为两个部分:一是从“生物社会性”(biosociality)角度出发,思考在欧洲不同民族国家语境下,不同民族国家对自身集体身份认同的差异性;二是从欧盟公民的“实际身体”(actual body)角度出发,思考在“欧洲一体化”进程中,作为一种表征的“身体”的内涵变迁,以及由此引发的关于“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的讨论。

    针对身体的“生物社会性”,玛雅博士着重介绍了French DNAThe Iceland Controversy: Reflections on the Transnational Market of Civic VirtueBar-coded Children: an exploration of issues around the inclusion of children on the England and Wales National DNA database等,这些著作分别列举研究由上述法国、冰岛、英国和爱沙尼亚的例子,虽然都是欧洲国家,但由于不同国家和民族的政治理念、历史传统与自我认知的象征等的不同,形塑了对生物基因科技相异的伦理观。因此,生物医学问题(biomedical)亦由此转换为生物伦理(bioehical)问题。

    而作为生物性的“实际身体”(actual bodies),也逐渐演变为 一种“权力与真相的证据”(the evidence of power and truth),也即所谓“生物公民身份”(biological citizenship)。玛雅博士介绍了The Truth from the BodyFertility politics as Social ViagraThe Political Lives of Dead BodiesLife ExposedBiological Citizens after Chernobyl等著作。

    透过已有各种对于“身体”生物性及社会性研究著述的介绍,玛雅博士最后指出:“今日,欧洲人正在形塑一种涉及其‘身体’的新关系,它包括如何理解、判断、行动以及重新想象对其后代、亲属、共同体中的其他公民、社区与社会的责任。而人类学家的兴趣就在于,追踪欧洲/全球范围内,因基因技术激起的各种公共讨论与文化敏感性,以及考察在这些现象背后所折射的人们有关其权利与义务的预设与生物技术进步的深层矛盾。”

 “欧洲人类学”之三:

战争中的身体与证据的制造——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

    4月8日下午,玛雅博士做了“欧洲人类学”第三期讲座:战争中的身体与证据的制造:以塔斯马尼亚岛为例。本次讲座主题是:从“后冲突”人类学(postconflict anthropology)的角度,继续思考身体的概念(notion of bodies)与技术(technology)的关系。

    为向听众更清楚地展现人类学研究方法的具体实践,在进入案例分析之前,玛雅博士仍就人类学的研究方法进行扼要介绍,强调在民族志(ethnography)撰写中,参与式观察(participant observation)的重要性,并提出:“每一个独立的研究都要有符合其自身的研究方法”(Each research necessitates its own design)。

    在国际上有关“身体人类学”(Anthropology of Body)研究正在经历由将“身体”视作一个整体(integral unit)到作为“身体”的遗骸(dead bodies)与分割的肢体(dismembered body parts)的转向、针对人体器官移植市场蓬勃发展等研究成为“身体人类学”中显学的时候,玛雅博士则将研究目标定睛于医学上无用(medical unusable)、却仍为新科技所干预的身体及其部分也即遗骸上。

    玛雅博士选择了——“后冲突”社会的塔斯马尼亚(Tasmania)岛原住民团体向西方(主要是英国)的博物馆、科研机构、医疗机构、私人收藏家等要求返还祖先遗骸(Repatriation)回岛过程——作为研究案例,把位于澳大利亚的塔斯马尼亚岛与欧洲的塞尔维亚作为对比研究目标,探讨同样属于“后冲突”社会的两个地区,因着民族文化等的不同,各自是如何通过对分割肢体的重组、完成其对共同体(包括:归属感、亲缘、集体历史记忆)想象以及形成不同的重组模式。而在两种模式中,对其祖先遗骸的处理占据着中心地位。玛雅博士指出,历遗骸遣返对于原住民团体具有深远意义:不仅事关其祖先精神的完整性,亦事关其自身的精神质量(the spiritual quality of living)。通过对塔斯马尼亚岛民追索祖先遗骸的问题研究,玛雅博士指出:“‘身体’位于当代争论非常激烈的几大议题(科学理性、合法性、财产权与人权)的交汇点。并且,‘身体’总是触及到问责(accountability)、正义(justice)、私人恩怨(personal grief)、牺牲(victimization)、受难(suffering)、遗骸(dead bodies)等牵动人强烈情感的主题。因此,在塔斯马尼亚,遗骸不仅代表着物质材料,更为人们提供了对现代性(modernity)、民主(democracy)、问责(accountability)等主题讨论的语境或框架”。

    随后,听众与玛雅博士,就“作为‘后冲突’社会的斯里兰卡与塞尔维亚、塔斯马尼亚有何异同?”,“如果祖先是施暴者或压迫者,其后代会以怎样的方式将其纳入自身的身份认同?”,“在田野调查中,调查者该怎样处理与当地人的协作关系”等问题,进行了互动讨论。

撰稿、摄影:徐君、龚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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