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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郑智明(Justin Jacobs)副教授谈清末民初外国探险家获取新疆文物的新理论

publish time:2016-06-29 12:02| view by:1011 | publisher:root

2016年624日下午,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华西边疆研究沙龙”系列活动第11期在文科楼200会议室举行,沙龙题目为《关于清末民初外国探险家获取新疆文物的新理论》。由美利坚大学历史系副教授郑智明(Justin Jacobs)博士主讲,西部边疆中心副教授王鹏辉博士负责主持,西部边疆中心副研究员励轩博士点评。

 清末民初,一些外国探险家屡次来到中国西北,从那里运走一批又一批珍贵的文物。不管是在东方还是西方,学术界和媒体舆论都倾向于批评外国探险家的这些活动,有的甚至说他们是小偷,体现了帝国主义的文化剥削。郑智明副教授认为,如果这些就是外国探险家在历史上的本来面目,那么看当时档案的时候,外国探险家的邪恶真面目应该就很明显,也应该可以很快找到证明他们做坏事的证据。但是当郑智明副教授深入到档案中去的时候,他发现,每次找到的都是相反的证据:一直到1925年,外国探险家跟新疆地方官还有内地的著名学者都保持良好的关系,甚至可以说是相互钦佩。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情况,20世纪初的中国特别是新疆有什么样的历史条件会让中国当局和学者不仅全面协助外国考古家,而且主动关心他们?这是郑智明副教授这次演讲中要解决的问题。通过对牛津大学所藏斯坦因档案及其他一些中文书籍的分析,郑智明副教授发现,外国探险家之所以能够把文物从新疆和甘肃顺利运到国外是因为当时的地方官会因此而收到三种好处:政治资本、经济资本和社会资本。

基于对斯坦因1901从新疆返回后写就之考察报告《游华访古记》的检视,郑智明副教授发现,新疆省巡抚饶应祺及其他一些地方官并不特别在意斯坦因从新疆挖出来运出国门的文物,而是看重斯坦因远赴他乡探险的求知精神。在饶巡抚眼中,这种求知精神正体现了西方列强的富强秘密。所以,饶巡抚将斯坦因视为典范,鼓励自己的下属学习斯坦因,以体现清末新政里面所强调的向西方学习。郑智明认为,这就是斯坦因带给新疆地方官的政治资本。

 所谓经济资本,并不仅仅是外国探险家雇佣地方官所辖地方维吾尔农民要付出的金钱报酬,还有其他的一些利益,特别是提拔为官的好处。比如很多外国探险家就会向新疆地方的高官推荐一些曾经帮助过他的维吾尔农民担任伯克。郑智明认为,当时在贫困的边疆,无论是低阶地方官还是普通老百姓,越靠近有资源的外国人,改进自己日常生活的机会会越多,所以他们乐于向外国探险家们提供帮助。

至于社会资本,郑智明提出,这是一种可以向人炫耀的谈资。中国的地方官被派到偏远贫困的边疆地区,周围都没有什么像他们一样的人。而那些外国探险家基本都是来自受过良好教育的西方上层阶级,当中国的地方官看到他们的时候,自然是比较高兴,愿意跟他们聊,对这些地方官来说,外国探险家的友谊给他们机会跟同事和朋友炫耀自己的现代教化和对欧洲新趋势的欣赏。而且这些地方官和探险家确实也存在着跨国上层阶级文化上的认同,他们其实是有点相互欣赏的。

为了说明这一新理论,郑智明副教授向听众展示了很多外国探险家与中国地方官之间的通信档案以及那些官员自己的记录。不过,郑智明副教授也承认,他的视角只是复杂历史中的其中一个维度,事实上,这些探险家来中国的目的并不是很纯粹,一些探险家其实也是为外国列强的政府工作,这样他们才有可能获得这些政府的资助以完成探险。

 励轩副研究员对讲座进行了点评,他认为研究历史有时候需要超脱本身的民族主义立场。以往我们将外国探险家运走西北文物的做法视为盗窃,这只是对复杂历史其中一面的解读,而郑智明副教授今天的讲座让我们看到当时的历史还有另一面:在那个时候、那个场景,民族主义还没有影响到这些探险家和许多地方官的交往。

郑智明副教授与参加学术论坛的师生进行了热烈的互动,回应了大家关切的问题。本次讲座圆满落下帷幕。

 

 励轩 撰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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