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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李静玮:全球化集市中的民族互嵌模式——以尼泊尔加德满都T区为例

publish time:2016-10-19 20:00| view by:1605 | publisher:root

[摘要]作为区域、国家乃至全球商贸活动的中心,集市中的民族往往呈现出极度的多样性。其民族互嵌形成的社区共同体,也表现出较强的复杂性。基于尼泊尔对加德满都T区的调研可知,集市中民族互嵌的复杂性来自于房东、本国商户、外国商户和游客的差异性构成。这种差异受到民族历史、政治经济和民族性等因素的影响,且以四类身份为变量,在居住模式、商贸活动和民族交往等方面,呈现出万花筒式相互区别、相互影响的民族互嵌结构。

[关键词]尼泊尔民族;民族互嵌模式;全球化集市;海外民族志


一、问题的提出


互嵌,即相互嵌入,被用来形容区域内两个以上不同民族成员共同居住、生活、互动及由此形成的共同体。西方语境中,嵌入(embedment)起于卡尔·波兰尼(Karl Polanyi)对经济与社会之间关系的探讨。从时间序列上来看,不管是经济与社会,还是民族与社会之间,都存在着嵌入——脱嵌——再嵌入式的发展阶段。换言之,理解特定社会、区域和历史阶段的民族互嵌,不仅要对嵌入的现状进行研究,还需理解其背后的发展机制,以应对可能存在的脱嵌危机。

存在大量少数民族或者外来移民的环境里,劳动力市场本身必然受到冲击。但是对于这种冲击的影响,学界至今仍存在不同看法。伯杰斯(G.J. Borjas)的经验研究表明,外来族裔的移民必然会挤出本地劳动力,对本地劳动力市场造成负面影响。然而卡德(D. Card)不同意这个结论。他的研究表明,外来新移民不仅不会抢走本地人的就业机会,甚至不一定导致工资的下降。所以大量外来人口对当地就业机会的影响尚不易评估。更宽泛地看,国际移民与经济发展之间的正相关关系已经被一些实证研究所证实。外国移民在尼泊尔落脚的同时,海外尼泊尔人也在努力向尼泊尔国内汇款,共同构成尼泊尔的支柱性产业。在如此背景下,进一步分析尼泊尔社区内的民族互嵌及其相互影响,在经济理论方面显得尤有价值。

本文所讨论的社区,是位于尼泊尔加德满都的一处商区,当地英文报纸通常以tourist ghetto指称。从民族向度而言,ghetto类似于enclave,即飞地,是由于社会、法律或是经济方面的压力而形成的某一民族的聚居之所。《韦氏词典》将之解释为位于异国或犹如位于异国的一块独特的领土、文化或社会单元。从领土管理角度看,飞地指由某一行政区管辖,但却不与之毗连的区域。广义的“民族飞地”(ethnic enclave)可指特定民族的居住地,同时又可指聚集了大量以单一少数民族为主要工源的区域。在过去有关民族飞地的研究中,这一区域常和寓居异域,却又与故乡保持密切联系的“离散”(diaspora)民族相互联系。除了那些以单一族性为基础形成的民族聚居区(如唐人街、小印度和韩国城),外来族裔混合居住的地方(如香港的重庆大厦)也构成了如今都市中有如旅游景点一般的民族飞地或景观。尼泊尔与我国毗邻,近年亦有许多中国商户与游客进入目标社区。因此,除了具有国民身份统一性的尼泊尔诸多民族,区内还生活着许多文化差异性较大的外国民族。探讨该区域中的民族关系,不仅有助于研究尼泊尔国家内部的民族关系,也有益于理解两国间的民族交流和喜马拉雅中部地区的民族关系。鉴于区内民族之间存在大量跨族交往和混居的事实,这类社区亦可视为民族互嵌型社区,并进行具体结构上的实证分析。

基于以上理论预设,以下试从该区内房东、商户和游客的民族结构出发,探讨各结构中主要民族的居住模式、民族关系和商贸活动,并结合历史、政治、经济等宏观因素,将这一结构进行理论抽象,以归纳该集市中民族互嵌模式的特点。①二、T区本地房东的民族结构表1是区内房东民族构成的调查结果。结果表明,区内的店铺主要由尼泊尔私人所有。其中,四分之三以上商铺的房东是纽瓦尔人。此外,T区还有少数房东属于古隆族、山地高种姓、夏尔巴人及西藏移民,其他民族或者外国房东的数量极少。

(一)纽瓦尔人

T区是纽瓦尔人的传统聚居地。从十七世纪中期到二十世纪早期,纽瓦尔人尤其是纽瓦尔佛教徒,在与西藏的贸易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作为加德满都谷地的原住民,纽瓦尔人掌握着都市中大多数商铺的所有权。以刘易斯(Todd T. Lewis)研究的阿山(Asan)集市为例,这是加德满都市最主要的市场之一,主营从中国各地进口的食用油、谷物,从印度进口的电子产品、食品,以及产自中国、南亚、东南亚乃至世界各地的服装箱包等。依1987年的调查结果,在阿山的商户中,祖籍加德满都的人占到总数的95%,此外还有1.6%祖籍巴德岗的纽瓦尔人。另有关于阿山店主的统计,祖籍加德满都的纽瓦尔人占到了85%,巴德岗的纽瓦尔人为2%。从民族角度看,阿山基本就是纽瓦尔人的集市。

在都市化进程中,过去单一民族聚居的传统居住空间,常因外来移民的影响,逐渐变成多元民族共同分享的空间。③同其他都市空间一致的是,T区也表现出文化变迁和社会适应。半世纪前,在T区商业逐渐发展的时候,民族结构的多元化也开始了。1951年,尼泊尔实施民主制之后,其他民族开始涌入加德满都,一些纽瓦尔人将名下房屋出租给外人。一部分其他民族的尼泊尔人则买下了这里的土地和楼房,成为T区的新土著。④不过,T区的传统一面依然具有强烈的纽瓦尔基调:地名中的纽瓦尔词汇、古老的纽瓦尔建筑、纽瓦尔人引以为傲的语言和社会文化,都是如今T区民族大杂烩背后的底色。区内依然有许多纽瓦尔人聚族而居,且与商户和游客的活动保持着相对的隔离。此外,以周、月、年为时间单位的周期性族内活动在一定程度上确保了区内民族内部团结的稳定性,即便因出租房屋搬离了T区,为了参加古提(Guthi)活动,他们也会定期地返回区内,进行传统的节日庆祝和日常的圣歌(Bajan)活动。⑤

 

(二)古隆人

在纽瓦尔之外,古隆人拥有的铺面数量排名第二,与纽瓦尔人的内部种姓相比也仅次于雪斯塔。⑥区内的古隆人主要起源于尼泊尔的北部山区,尤其是甘达吉(Gandaki zone)一带,与加德满都相距较远。在谈论他们的时候,尼泊尔人通常以ManangeManang ko manche,即玛南人指代。⑦据记载,1785年,普里特维·纳拉扬·沙阿(Prithvi Narayan Shah)在尝试统一尼泊尔的时候,玛南人以对其表忠的方式,换来了在沙阿政权管辖下进行贸易的优先权。他们数百年前就在南亚、东南亚甚至更远的国度从事利润丰厚的贵金属、麝香、宝石和药材的买卖,是历史上富有传奇色彩、闻名遐迩的商人群体。例如拉特纳普拉克(Prista Ratanapruck)在对南亚与东南亚玛南人的研究中,提到在槟城做珠宝生意的玛南人“在与旅馆主成为朋友后,会在旅馆拥有为他们预留的大房间,这些房间被标记为G号房间,因为G是古隆的首字母,而古隆是玛南人的普遍姓氏”。获利的玛南人常在加德满都购买房产,在当前城市化的背景下,玛南地区的人口持续下降。据2011年的人口普查,这一地区的人口在十年间下降了31.8%,是尼泊尔人口下降最显著的地区。

过去,玛南地区的古隆人通常将藏南的麝香、岩盐和药草卖到加尔各答,将加尔各答的小商品换取阿萨姆和不丹的土特产,或是从加尔各答乘坐英国的渡轮前往仰光购买宝石,然后搭乘飞机,去往由航线连接的南亚与东南亚大城市(新加坡、曼谷、加尔各答等)并将这些昂贵的小石头转手。“我会说马来语、缅甸语、印地语和泰语,东南亚的国家,我全部都去过。”由于地震的缘故,T区的生意清淡得很,但一谈起过去的事情,坐在店铺里的玛南老大爷Sanjay便瞬间摆脱了黯淡的表情,显得格外激动。他告诉我,当廓尔喀王国的君王计划统一尼泊尔边境时,他的祖先们表示,愿意服从廓尔喀的统治。作为对其忠诚的奖励,玛南人获得了在廓尔喀统治境内自由贸易的权利。身为无需印度签证的尼泊尔人,除了传统的西藏-尼泊尔-印度商道,玛南人还利用英国人打通的南亚-东南亚殖民地通道,前往缅甸和马来半岛。Sanjay向我展示了几颗来自缅甸和泰国的宝石,演示了几句马来语和缅语,还描述起了吉隆坡的玛南人珠宝生意。对头脑灵活的玛南人而言,在国外生活并不是很麻烦的事情。Sanjay曾经频繁地往来于尼泊尔和马来西亚间,通常,他会在马来西亚做一个月生意,等签证快到期,再回尼泊尔备货,等到一个月满,他又可以申请新的马来签证,把手头的存货销出。

 

(三)房东中的其他民族

T区还有一些其他民族的房东,也有一定规模。首先是山地高种姓,即山地婆罗门、切特里与塔库利,在房东总数中占到了一成。这些民族在经济上的优势兴起于20世纪60年以来的盘查亚特政体(Panchayat regime),统计显示,与沙阿王朝首相拉纳家族同种姓的商铺有19家,占到切特里与塔库利类别下约三分之二。释迦(Mallika Shakya)认为,山地高种姓在文化和起源地上都和旅游热点地区没有什么关联。但作为单一民族主义(mono-ethnic nationalism)所庇护的精英民族,他们在社会地位、教育乃至资本积累上都有一定优势。其次是中国西藏移民。中国藏民与尼泊尔人的贸易往来由来已久。在早期对尼泊尔市场的研究中,他们在商业上的成功被解释为移民们对贸易活动的依赖以及在与纽瓦尔人交易中的长期接触与密切联系。此外,尼泊尔的夏尔巴人房东也较为常见。源于中国西藏的夏尔巴人过去主要居住在索伦昆布的高海拔地区。自20世纪50年代始,在尼泊尔登山业发展的六十多年中,他们是行业中级别最高、介入时间最长、牺牲人数最多的民族。这一高风险行业给他们带来了丰厚的收入。


前述房东种姓相对单一的结构体现了尼泊尔商贸活动中长期存在的民族性。在全球化日益加强的如今,和商户及顾客相比,房东结构整体比较稳定。在国家政策的保护下,T区房东的所有权不会受到国际资金流动的显著影响。总结T区房东民族的发迹历史,则多可以追溯到贸易中的跨境合作。如纽瓦尔人、藏民长期保持与中国西藏的贸易往来,古隆人在南亚和东南亚长期经营高利润生意,夏尔巴人占据绝对优势的涉外登山业等,甚至山地高种姓在商业上的成功,也被归因于与印度马尔瓦人(Marwari)的合作。总体而言,这些民族都与政府和境外特定民族保持着良好关系,因而在贸易上也能长期保持优势地位。T区的道路修建和整体规划并未破坏其总体的街区格局。加德满都环城路(Ring road)造成的旧街区变革,对T区却没什么影响,这也保证了区内纽瓦尔人在房产上的持续性优势。



三、T区商户的民族结构

 由于各国移民政策和贸易政策的不同,旅游业所在的区域有时会在外国资本的输入下,演化成现代化和国际化的贸易中心。⑧T区的情况则与此不同。区内的商铺主要经营低成本的手工制品,资本要求比较低,垄断程度不高。加上国家政策对外商投资的政策限制,导致T区市场的商户依然主要由国内商户构成:

(一)本国商户

尽管存在着先天资源上的不均,但在国际游客密集的T区,那些不具资源优势的民族也能从市场竞争中获利。由于服务对象是种姓体系之外的外国民族,通过血缘、地缘的纽带,被尼泊尔主流社会所排斥的弱势民族也可在此找到新工作。此外,即便没有太多家族资源,T区也有许多开放的机会。在那些长期经营的商户中,拥有优秀商业禀赋和能力的人更可以在此取得成功。例如一位白手起家的马德西店主,常向人提起他自大学毕业后便开始的创店经历,并认为“T区带来的机会可以改变我们的生活。”

T区商户国籍、民族的调查结果如表2所示。与房东相比,本国商户的民族结构更为多元化。在比例上,纽瓦尔人的数量优势明显减弱,而山地高种姓即山地婆罗门及切特里与塔库利两类的总和已超过纽瓦尔人。非优势民族穆斯林、达利特和马德西人在商户中也占到一定比例。这一相对多元的民族结构表明,T区的商业机会并未完全被优势民族垄断。由于“任何种姓和民族都可以在此获得成功”,T区现已被许多不同民族的尼泊尔人视为改变生活的梦想之地。在被问到其种姓的时候,一名达利特店主用玩笑的方式调侃了这一问题。他说,“我是店老板(Sahuji)种姓——没错,谁都可以是店老板,这和种姓没关系。”这种多元化还反映在自营房东的比例上。对房东自营比例的调查结果为:房东自营共计61户,租客778,其他情况31户。由此可知,T区租金昂贵,纽瓦尔人仅靠租金便可以维持生计,因此房东自营的数量较少,区内绝大多数商铺为外来租客所租。

 

(二)国际商户

区内有四类较为常见的外籍商户,分别是印度人、中国汉人、中国西藏移民和作为整体概念的外籍穆斯林。和本地商户一样,这四类商户需要和房东、游客打交道,以民族(国家)为纽带,其群体内部又具有一定的凝聚力。

1.印度商户

于印度而言,尼泊尔是一个开放的“异国”,印度人可以不需护照自由进出尼泊尔,因此印度商户的数量要明显高于其他外国商户。在尼泊尔,有二十几万印度人,其中约百分之三十的人从事着与商业有关的工作,此外,他们还从事裁缝、理发师等服务行业。印度人在尼泊尔经商由来已久。从15世纪起,印度穆斯林得到了马拉王朝的许可,在尼泊尔经营羊毛制品,所以店铺经营者们多来自印度北部诸邦。T区,一些印度人受雇于本地人、负责精细而耗时的绣花工艺。不少印度家庭也有自己的房屋与商铺,主要经营羊毛、珠宝、皮制品、刺绣和北印旅游纪念品。街面上,有一些流动的印度人为游客绘制海娜纹身,街头也常见从印度而来的乞讨者。此外,还有一些印度人在T区从事水果零售,例如一家果汁店的老板穆吉亚,他的村庄在离比尔干则三四小时车程的印度北部。为了谋生,家里的三个兄弟都在加德满都经营着自己的果汁店。果汁店占地面积不大,这样的店铺每月租金合人民币大约200500元,而每杯果汁的利润大概在2元到6元左右。

2.中国汉人商户

不同于印度人对各个零售行业的渗透,中国人在T区的生意可说是以餐厅及宾馆为本,兼营物流、换汇、军刀、零售等业务。也有中国商人以其他生意起家,如水果、木材、药品、菩提子,进而投资餐厅和宾馆。现存最早的中国饭店是位于女神庙(Bhaganwanti Bahal)一带的长城餐厅,建店时间约在1997年前后,如今已数次易主。T区当前的中国餐厅和宾馆店号主要有凤凰、长城、成都、加都一号、泰山和长江等。这些餐厅的经营者来自国内不同的省份,包括福建、浙江、河南、四川等,且因地缘关系和经营餐饮的优势,四川来的经营者要多于其他地区的经营者。

3.中国西藏移民商户

1959年起,大量中国西藏移民进入尼泊尔。此后每年都有藏族移民从中国边境来到尼泊尔,而今依然有为数不少的西藏移民在T区谋生。为取得尼泊尔公民身份,一些人会以夏尔巴(Sherpa)、木斯塘巴(Mustangba)、玛楠巴(Manangba)、塔芒(Tamang)作为自己的民族认同,及在名后加上“Lama”或“Sherpa”以适应相应的身份转换。对故地的脱离使在尼藏民的早期生活十分艰难,但马亨德拉国王建立的难民营及尼泊尔政府的优惠政策,使得藏人逐渐摆脱了贫困,并在20世纪80年代藏毯的热销中,不少藏人摇身变为富庶的资本家。除了藏毯,T区藏人的主要业务还有藏式工艺品和藏式珠宝。在20132015年尼泊尔菩提子价格暴涨期间,T区街头时常可见会说汉语的藏民中介和小贩。比较之下,他们在这类贸易中的位置,类似朝鲜族人作为中韩两国沟通的桥梁的机制。可见信任生成不单是语言相通的结果,民族和国籍的交错也会有利于交易的达成。

4.外籍穆斯林

穆斯林是唯一以宗教而非语言、人种或国籍为界的群体,印度人和尼泊尔人中也有一部分穆斯林,由于这一群体在社会关系上的跨国属性,此处单独进行讨论。按起源地划分,在T区经商的外籍穆斯林主要有印度穆斯林、巴基斯坦穆斯林和西藏穆斯林四类。外籍穆斯林内部也一直存在国籍与认同的偏差,这一点尤其体现在克什米尔穆斯林身上。即便身为印控克什米尔的居民,享受着这一国籍在尼泊尔带来的便利,一些人在认同上也并不自觉是印度人。在访谈时,经常出现印控克什米尔穆斯林商户坚持自己是巴基斯坦人的情形。出于战争的历史记忆,还有一些克什米尔穆斯林的国家认同并非印度或巴基斯坦,而是坚持认为“我来自克什米尔的克什米尔”。种种差异之外,宗教依然是形成穆斯林认同的关键因素。因为对穆斯林来说,清真寺是重要的集会场所。在清真寺内,区域带来的差异将被打破,陌生人们也会如兄弟一般相互问好,并相约共餐。作为宗教场域内友好关系的延续,合作也体现在T区内部,如中国穆斯林所开的餐厅里,餐牌上印着克什米尔穆斯林羊绒店的中文广告,巴基斯坦穆斯林通过中国穆斯林的支付宝收账,而印度穆斯林也会在礼拜时选择合适的合作伙伴,以应对贸易的扩张。

综上所述,T区的外国人商户多处在“非此非彼”的生存状态,存在聚族经营和居住的情况,但又因总体数量较少,经营类目一致而表现出相对的分散性。印度人常有机会享受本国人待遇;克什米尔穆斯林的认同常常因场景变化而在印度、巴基斯坦和克什米尔之间转变;西藏移民是真正意义上的离散者;中国汉族商人则常因签证和语言问题遭遇跨文化交际上的麻烦。从比例上看,T区的外国商户并不多。除了临近的印度人,由于签证、政策、文化的差异性,外国商户的营业成本总是较尼泊尔人更高,不过他们也有自己的优势,如更容易招揽本民族或本国的客户。


四、T区的游客构成

 对于游客而言,T区是开放和便利的,因为这里能满足他们几乎所有的消费需求。在T区,初来尼泊尔的国际游客可以在完备的社区服务中达成初步适应,这与移民飞地有着相似之处。如在广州的韩国人社区,有一系列韩国特色鲜明的文化要素,初来乍到的韩国人能够在飞地形成的文化生态中达成早期的文化适应,强化自身的文化认同和优越感,达成与周边社会的“深度区隔”。然而,与广州的韩国人社区有所区别的是,T区所提供的服务并非民族化,而是西方化和现代化的。事实上,对于多数游客而言,在社区之中,游客与本地人之间的交往互动也多为“本地人—外国人”式的二元互动,而非以具体的民族为单位。

3反映了20022014年间,到访尼泊尔的六类主要外籍游客。印度在总量上长期保持领先。中国的数量在近年来迅速上升,甚至已经逐渐接近印度游客数量。斯里兰卡出现过大幅波动,而美国和英国总体表现为稳定和缓慢增长。在所有这些游客中,印度游客和中国游客所占比例极高,对市场往往有决定性影响。据尼泊尔官方媒体称,抵达尼泊尔的国际游客中,有80%以上会访问T区。来自世界各地的游客在此形成一道独特的民族景观,尼泊尔的年轻人们甚至会专门跑到T区,只为了观看满大街的外国人。T区的主要客户也是这些国际游客。因此T区的客户构成可以从尼泊尔入境游客的总体构成来推断。

T区,印度和中国游客的数量最多。印度人口规模庞大,文化上与尼泊尔较为接近,且印度人享受特殊政策,可以不受护照和签证限制进出尼泊尔,因此印度人在T区的经营、工作和消费中具有一定优势。中国汉人商户的激增始于2012年之后中国游客的暴增,且使尼泊尔的商户结构产生了显著变化。在此之前,T区商户并不认为中国游客的数量比其他国家多。他们反而常常会提到,“十几年前,这里有很多日本人”。2012年以来,随着中国游客的增加,T区的中国汉人店铺出现了明显的增长,这些店铺的消费主力是中国游客,其增长伴随着中餐馆的扩张,二者保持着相近的增速。此外,中国汉人经营的其他类型商铺也出现于T区,如20138月至20154月间,仅在连接T区主路和Jyatha路段的一条窄巷道内,陆陆续续出现了2间由中国汉人经营的菩提子店及一间中餐馆。近年来,由于中国汉人商铺逐渐在Jyatha路段集中,人们已经将这一带称为中华街(China Town)。


五、结论:集市中的民族互嵌模式


T区的民族互嵌结构极为多元化。这种复杂性来自于民族历史、政治经济和民族性等因素的影响。不同民族在不同时期进入T区,即使同一个民族,也可能是在不同时期进入T区。因此在同一空间内还会形成不同的亚互嵌模式。然而这些亚结构如同具备生态多样性的热带雨林一般,并不妨碍不同的人群进入并识别属于他们的、有着“家”的重要性的场域。大多针对移民和经济问题的讨论中,结论总模糊不定,其原因很大程度上在于缺乏对互嵌社区的结构分析。通过T区的个案会发现,外来移民若不能占据中心位置,就很难对整个社会经济产生根本性影响。

我们可以一个模型来模拟T区内部的民族互嵌特点。T区的民族互动可从四层结构上进行分析:(1L——T区房东(Landlord)。纽瓦尔人在商铺房东构成中占有压倒性优势。他们世居于此,建造或购买了T区的大多数房屋,古隆人、夏尔巴人等少数民族亦有不少房子。这些民族,尤其是纽瓦尔人的活动是以T区为中心,构成了区内因循传统,聚族而居的一面。(2N——本地商户(Nepali Shopkeeper)。在这类商户中,山地高种姓和非优势民族的表现存在很大差异。山地高种姓商户的经营规模要显著超过平均水平,而非优势民族的经营规模要显著低于平均水平。鉴于这两个群体进入T区的时间都较短,没有广泛的本地关系,这种经营差异很大程度上是由种姓资本所致,其流动性较强,居住模式也有较强的分散性。(3F——国际商户(Foreign Shopkeeper)。这一类商户主要包括印度人、中国人、西藏移民以及外籍穆斯林。每一类国际商户都有特定的客源和资源优势,且存在较大的商铺文化差异。这类商户的进入和与周边民族的关系往往需追溯到其民族在尼泊尔的历史,其流动也往往伴随着特定门类的商品流动。(4T——游客(Tourists)。国际游客是T区商户的主要顾客。在所有国际游客中,印度游客一直是T区最主要的顾客群体,但是近年来中国游客数量猛增,已经在数量上接近印度游客。整体而言,游客的流动性最强,且因其行程具有临时性的特点,他们的对外交往具有很强的时效性,且常常不以民族为单位。因此,这部分结构中的各民族与其他结构中各民族的互嵌程度弱,但却极易影响到其他结构的商业活动,尤其是商户各民族在贸易活动中的整体收益。

房东、本地商户和国际商户,分别代表着传统贸易民族、新兴贸易民族和跨国贸易民族。他们的共同在场,构成了T区复杂的民族互嵌模式。然而,在游客结构逐渐多元化的情况下,T区的民族多样性又不仅限于前三个层面,中国游客和印度游客的例子表明,游客同样也是引发区内民族流动性变化的重要因素。因此,内部四类身份的相互影响与关联,又促使整体流动模式发生相应的变化:(1)从属性上看,四重互嵌结构的流动性由内向外逐渐加强,即T>F>N>L。(2)作为中心部分的T,也就是顾客群,其消费需求和偏好很大程度上影响了外三层民族的经营状况和策略,并引导其流动模式发生转向和变化。在目前的尼泊尔政策环境下,这一影响力遵循着F>N>L的规律,其中L所受的影响最小。换言之,中心民族结构的变化投射到外三层的日常生活之中,并引起相应的变化,如同万花筒转动时引起的连锁效应,使每一个单元内的民族居住模式、生计稳定性与民族关系受到不同程度的影响。

综上,本文主要探讨了加德满都T区的民族互嵌模式及其整体结构的生成过程。通过前文分析,可以得到基本结论:首先,在多民族混居的商区,主要的几类房东民族与其他民族之间的接触相对较少,依然存在许多聚族而居的例子;其次,在互嵌模式的中层,商户既需要处理好其与房东之间的关系,也要打理其与批发商、零售商及顾客之间的关系,因此,其在民族交往中所扮演的角色也更为活跃;第三,集市中的交易活动与供求关系是不同民族互利共生的重要条件。在旅游业发展的过程中,在其分支领域具有不同优势的民族、种姓都在加速涌入T区。而一些原本并不在此经营的国际商户群体如中国人,也会在中国顾客增多、菩提子价格上涨的大背景下,投入区域中的经济贸易,并开始与周边的其他民族交往和交流。(特里布万大学社会学与人类学学院的Binod Pokharel教授为本文的写作提供了宝贵建议和意见,Ramesh KhadkaSrijana GhimireSunil Pandey同学协助完成了问卷的修订和数据收集,中国社科院民族所的色音研究员和张继焦研究员对本文初稿提出了许多修改意见,特此感谢。)

文章来源:西南民族大学学报人文社会科学版  2016年第1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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