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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刘秧:藏传佛教政教关系的演变及政治功能的实现方式

publish time:2016-10-19 20:00| view by:1658 | publisher:root

【内容摘要】西藏的政教制度经历了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发展过程,在这漫长的历史演变中,主导精神世界的藏传佛教与关怀世俗世界的统治阶级相互倚重和扶持,不仅满足了统治阶级攫取政治利益的野心,而且也使各教派在这一过程中扩大了影响力,从而使二者结成了紧密的联盟。藏传佛教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以及寺庙僧伽制度在这一过程中日臻完善,凸显了藏传佛教在群体整合、主权统一、民族融合中的政治功能,更重要的是在国家统一的进程中发挥了不可替代的作用。

【关键词】藏传佛教;政教关系;政教合一;政治功能

 

佛教从印度到青藏高原传播的历史是一个将宗教作为工具,并借重政治的统合功能深刻影响西藏发展的历史。在整个佛教历史上,无论是在印度本土的传播,还是南传与北传的地区,佛教都表现出了强大的政治适应能力和政治影响功能,在其所覆盖的国家和地区,因地因俗构建起了不失其精神和理念的各种政教关系模式。而西藏的政教关系的演变就是佛教传播过程中与政治结合的典型,西藏的政教关系主要经历了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化,西藏的政教合一制的特殊性在于与其特有的宗教藏传佛教相结合,从而形成了西藏地方几千年来的治理方式。

一、  西藏政教关系的演变

所谓政教关系就是政治与宗教之间的关系,美国学者D.奇德斯特认为,“宗教与政治是人类权力中的两个重要方面,是不同的权力模式、不同的行为过程和相互关系发展过程,是所有社会内部权力体制中权力分配的制约力量。……政治是世俗社会的终极关怀,宗教是精神世界的终极关怀。”西藏的宗教,即具有西藏地方特色的藏传佛教,在藏族的历史进程中发挥了重要的作用,“数百年藏族社会的每一重大的政治实践和历史运动,无不与寺庙有关或带着宗教色彩。”西藏的政教关系主要经历了从政教合一到政教分离的变化,而主导藏族社会上千年的政教合一制度,对西藏的方方面面产生了举足轻重的影响。

(一)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及确立

从佛教传入西藏,到佛教与西藏本土宗教苯教之间的斗争与融合,再到藏传佛教最终在西藏社会的确立,经历了漫长的时间。在这一过程中也形成了西藏特有的政教合一制度。西藏政教合一的发展主要经历了由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及完善再到政教合一制的确立这一过程。

1.政教合一制的形成及完善

佛教自7世纪从印度传入西藏,与作为西藏土生土长的苯教进行了长达200余年的斗争。苯波师被视为“上观天象,下降地魔”;“指善恶路,决是非疑”;“纳祥求福,祷神乞药”;甚至可以“护国奠基,拔出一切久暂违缘之事”,部落的祸福兴衰和农牧业生产中的丰歉似乎全由他们掌管。在吐蕃王朝统治时期,政教关系围绕着以贵族大臣代表的苯教教权和以赞普王权为代表的佛教教权的博弈。吐蕃佛教发展到中期,僧人地位有所提高,出现了等级之分,高级僧人公开参政。赤热巴巾赞普时期,专门设立“钵阐布”之职,由僧人充任,权势凌驾于众臣之上,左右朝政,被视为藏族历史上僧人参政之始。佛苯之间的斗争,实质上是王权统一与部落割据势力之间的博弈,赞普王室与贵族大臣之间对利益与权势的争夺。在吐蕃王室的大力支持下,佛教经过771年寂护“佛苯之辩”和 792-794年莲花生大师的“渐顿之争”,藏传佛教逐渐确立了在西藏本土的绝对地位。

政教合一制并没有在吐蕃王朝统治时期产生,政教合一制是在赞普达磨灭佛(842年)之后的“后弘期”才开始出现的。从吐蕃王朝崩溃到元朝统一西藏的400年之内,西藏地区长期处于分裂割据的状态。正如藏史《贤者喜宴》所载:“吐蕃本土经理彼此火并内讧,日趋支离破碎,于是境内各处各分割为二,诸如大政权与小政权,众多部与微弱部,金枝与玉叶,肉食者与谷食者,各自为政,不相统属。”从公元10世纪后期,佛教经过“上路弘传”和“下路弘传”又开始在西藏再度弘扬起来,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是在这一时期出现并逐步完善。新兴的封建主既是雄踞一方的地方首领,又是寺院的大施主,有的则直接给自己披上一件僧人的袈裟,本身就是政治首领,又是宗教寺院首领,形成僧俗一体,政教不分的局面。诸如朗达玛之子意希坚赞在山南地区自称“阿大”(藏语领主、君、王之意),他既是地方首领,又是著名桑耶寺寺主。斡松的四世孙意希沃是阿里地区的封建首领,本人又是僧人,藏史称他为“拉(天)喇嘛”。

西藏政教合一制的产生一方面源于西藏从农奴制社会过渡到封建社会,经济实力得到了发展,原西藏地方的豪族转而成为新兴的封建主;另一方面也与11世纪之后陆续出现的教派有关。11世纪以后,陆续出现了二三十种教派和教派支系,其中主要有宁玛派、萨迦派、噶举派、噶当派等,这些教派与世俗封建主的结合,封建主利用教派的力量扩大其庄园,攫取经济利益;而各教派也倚重其“施主”扩大自身教派影响,进而互相争权夺利。并且在统治阶级的支持下,经元、明的发展,政教合一制日臻完善。而政教合一制在这一时期的典型就是以萨迦派和噶举派为代表的家族式和教派式的政教合一制度。

自元朝统治者将西藏纳入中国版图,萨迦派正式成为其统治西藏的代言人。1247年,萨班到凉州与阔端会面,经过协商,议妥了卫藏归顺蒙古条件,由萨班向西藏写了一封信“致僧俗劝降书”,信中具体说明了元朝为西藏规定了地方行政制度。萨班死后,其侄八思巴(1235—1280年)继承了他的地位。1260年元世祖忽必烈即位,为了利用萨迦派巩固元朝在西藏的统治,封八思巴为“国师”(后封帝师),总领管辖汗国佛教事务的总制院(后改为宣政院),并赐玉印,开始了元以后历代帝王任命“帝师”的做法(元代共任命14个帝师,大多为萨迦派)。1267 年,经八思巴推荐,忽必烈任命了萨迦派的释迦桑布为萨迦“本钦”(西藏首席行政官员),此后,萨迦本钦遂成为西藏地方最高行政长官的固定职位。由于本钦主要由帝师举荐,皇帝任命,所以萨迦本钦多与昆氏家族有密切关系,并代表萨迦派利益。而国师这一职位一直为担任萨迦派法主的昆氏家族后嗣所继任,或者由萨迦派的嫡传弟子所把持。八思巴在1252 2 月写的一封信中称“所有僧人之事俱由萨迦派掌领”,萨迦派也由此成为元朝在西藏统治的代表,并协助元朝政府管理西藏事务。正如东嘎·洛桑赤烈先生所说:“萨迦派的宗教上层人士为巩固和发展自己的势力,以元朝的政治力量为靠山,而元朝为了加强在西藏的统治,需要利用当时在西藏社会上有声望的萨迦派人士,在双方利益结合的情况下,萨迦派才能够成为西藏政教两方面的领主。”

以昆氏家族萨迦派为代表的萨迦政权通过与元朝统治阶级的结合,对西藏进行了95年的管理。随着元朝的衰亡,萨迦昆氏家族内部也分裂为细脱、拉康、仁钦岗和都却四个喇让,即四支地方势力。而帕木竹巴地方势力(帕竹噶举派)乘机迅速发展,并于1354年在朗氏家族绛曲坚赞(1302-1368年)担任万户长后,消灭了萨迦政权,卫藏各地方势力纷纷归属帕竹噶举派。

噶举派,分为香巴噶举和达波噶举,达波噶举又分为“四大八小”。朗氏家族的帕竹噶举派在元明两代中央政府的支持下,建立了帕竹第悉“政教合一”的帕竹噶举政权,掌管西藏地方政教大权,设立十三个宗,建立宗本三年一换制度,制定了《法典十五条》,规定出家僧人为地方政权的掌权人。与元朝独尊萨迦不同,明朝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一律加以争取,并结合藏区地方势力与宗教势力结合的特点以及佛教教派家族化的实际,对藏族僧人封赐不同的封号,最高的为“法王”(共封三个,即大宝法王、大乘法王、大慈法王),次为“王”(共封五个,即赞善王、护教王、阐化王、阐教王和辅教王),之下还有大国师、国师、禅师等名号,“悉给以印浩,许之世袭”。而藏传佛教各派出于利益及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皆把明朝封给的官职和称号作为巩固和提高自己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争先恐后地去争取明王朝的赐封。政教合一制度进一步发展。

2.政教合一制的确立

帕竹噶举和朗氏家族建立的政教合一地方政权在西藏统治了200余年,公元1481年,帕竹政权被其属部仁蚌巴以武力击败,逐步失去了政治上的权势,帕竹噶举也随着这一政权的衰亡而衰落。明朝后期,格鲁派逐渐兴起接力噶举派,并在清朝政府的支持下迅速崛起,成为藏传佛教各教派中实力最强的一派。西藏的政教合一制度也在此时确立。在清朝崛起时,藏传佛教格鲁派在蒙古各部已被广泛信奉,有着不可忽视的政治影响力,清朝政府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在中央层面,清朝政府通过理藩院管理蒙藏事务;地方层面,通过册封、驻军定制和设官等措施,清朝逐步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

1653年,清朝在册封至京朝贡的五世达赖喇嘛为“西天大善自在佛所领天下释教普通瓦赤喇怛喇达赖喇嘛”的同时,册封固始汗为“遵行文义敏慧顾实汗”。随着1713年五世班禅罗桑益西封为“班禅额尔德尼”,班禅的宗教和政治地位也得到清朝政府的确认,由此逐渐形成了达赖掌管前藏、班禅管理后藏事务的格局。1728年设置“驻藏办事大臣衙门”,清朝政府派遣大臣驻藏办事成为制度,加强了对西藏事务的管理。1751年,清政府颁行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赋予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务的权力,建立起在驻藏大臣统摄下政教合一的噶厦政权。1793年,清政府颁布了《钦定藏内善后章程》二十九条,在进一步肯定达赖权力的同时强化了驻藏大臣的权威。根据《章程》,驻藏大臣拥有行政权、人事权、军权、司法权、外事权和财政权,享有向皇帝直接上奏表章的权力,达赖、班禅及全藏一切请旨陈禀及西藏地方应办事宜,皆须经驻藏大臣转奏皇帝裁决,特别是在涉外事务方面。在第一条中对金瓶掣签制度中活佛转世制度规范,规定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都必须报经中央政府批准。清朝中央政府也顺势认可“自此一切政教之重任皆由达赖喇嘛办理”。后来摄政制度实施,西藏政教合一制度正式确立,并成为清朝政府对西藏的根本治理制度。

(二)西藏政教分离的确立

1951年在西藏地区进行了民主改革,实行“政治统一、信教自由、政教分离”的方针,废除了藏区寺庙在政治、经济方面的一切特权,以及封建占有、剥削制度、人生奴役、以及寺庙内部的封建管理和等级制度,废除了持续几千年的政教合一制度,实行政教分离制。我国实行政教分离的实质,是废除宗教在国家立法、司法和行政方面的任何特权,是宗教与社会生活关系的和谐。东嘎·洛桑赤列指出,西藏和平解放前夕,“政教合一制度也像灯油耗尽的灯火一样开始走向没落”。

二、  藏传佛教政治功能的主要表现形式

西藏特有的政教制度形成之后,藏传佛教与统治者的意志和需求结合,西藏社会更加固化,藏传佛教通过其政教合一制度、活佛转世制度、寺庙僧伽制度,社会结构越来越完善,社会分层也更加细化,藏传佛教不仅在精神领域主导藏族民族,而且在社会生活和政治发展的世俗层面也发挥了非常重要的作用。

(一)政教合一制

学界对“政教合一”制度有不同的解释,《中国大百科全书·政治学》对政教合一制度的定义是:“政权和神权合而为一的政治制度,其基本特点是:国家元首和宗教领袖同为一人,政权和教权由一人执掌;国家法律以宗教教义为依据,宗教教义是处理一切民间事务的准则,民众受狂热和专一的宗教感情所支配。”《辞海》的定义是:“政权与教权合一的政治制度。古代一些奴隶制国家有特别规定的国教,教规即国法,君主即国教首脑。这种制度也实行于欧洲中世纪的教皇国和宗教改革后的基督教新教国家。前者由教皇直接掌权,后者由封建君主改组本国教会,自任教主。”鉴于西藏特殊的情况,藏族学者东嘎·洛桑赤列指出,“政教合一制度是大农奴主阶级对农奴实行专政的特殊形式,僧俗区分只是表现而已。这一专政的特点是僧俗大农奴主结合起来,利用神权强化政权,又利用政权维护神权,两方面相互利用,以加强对农奴的统治。”也就是说,我国藏区的“政教合一”制度并不必然表现为政教两方面权力的最高首领同为一人,在历史中还出现过政权与教权由一个家族掌握、一个教派掌握的情况。

1.家族式政教合一

家族式政教合一制主要代表是萨迦派和噶举派。萨迦派,始于公元11世纪。创始人是西藏贵族昆氏家族后代贡却结波(公元1034—1102年)。昆氏家族是西藏历史上一古老的勋贵望族,其族源被《萨迦世系史》追溯到吐蕃王朝赤松德赞时。萨迦政权经萨迦前四祖的发展,至第四祖贡噶坚赞时,成为后弘期西藏割据势力中举足轻重的一支力量。萨迦派凭借政治经济和宗教等方面雄厚的实力,成为当时西藏社会有实力的统治者。萨迦本人既是教主、寺主,又是雄踞一方的封建主。

元朝统治者迎请萨班,将当时宗教上的联系与实际上控制着藏族地区的各个分散的教派和地方势力联络,以达到使藏族地区归入自己统治之下的目的。1260年忽必烈即位后,封八思巴为国师,令其领宣政院,之后元朝历代皇帝皆以藏僧为国师,照例由国师领宣政院事。此时的国师不只是宗教上的领袖,而且是藏族地区政治代表。而国师这一职位一直为担任萨迦派法主的昆氏家族后嗣所继任,或者由萨迦派的嫡传弟子所把持。萨迦派也由此成为元朝在西藏统治的代表,并协助元朝政府管理西藏事务。

明朝一方面沿袭了元朝的治藏政策接管了西藏的事务,另一方面实行“多封众建,尚用僧徒”,并扶持朗氏家族的帕竹政权作为其管理西藏的代言人。从扎巴迥乃开始,丹萨替寺座主就由朗氏家族世袭,帕竹噶举派遂为朗氏家族垄断。自朗氏家族的扎巴迥乃执掌噶举派主寺丹萨替寺教权后,朗氏帕竹政权遂逐渐形成。

2.教派式政教合一

教派式政教合一制的典型就是格鲁派与统治者政权的结合。格鲁派一方面与蒙古势力联合扩大其教派的影响力,另一方面倚重清王朝统治者建立甘丹颇章政权,进而确立其在各教派中的权威地位。而格鲁派对噶举派活佛转世传承方式的效仿又增加了其教派掌权的连续性和稳定性。五世达赖喇嘛与蒙古固始汗的联盟建立起来的甘丹颇章政权,固始汗下令以赋税供养格鲁派,并将行政事务委付第巴管理,由此形成和硕特汗王与达赖喇嘛共同领导的第巴政权。

固始汗和五世达赖喇嘛的去世,加剧了与蒙古和硕特部的矛盾,清政府出兵将蒙古势力排除了西藏,结束了蒙古诸部对西藏的占领和统治。随着驻藏大臣的设置,清政府治理西藏的制度建设也提上了议事日程。1751年,清政府颁行的《酌定西藏善后章程》十三条对西藏的治理体制做了较大改革,赋予达赖喇嘛掌管西藏政务的权力,由此,格鲁派倚重清王朝的支持逐渐做大做强,建立起在驻藏大臣统摄下政教合一的噶厦政权统领西藏地区的政教事务。此后直到1959年民主改革,历届达赖喇嘛都作为西藏地方政府的政教领袖掌管西藏世俗与宗教事务。

(二)活佛转世制度

活佛转世制度始于噶玛噶举派黑帽系的第二世传承者噶玛拔希,第一世则是噶玛噶举派的创始人都松钦巴。他84岁要去世时,对身边的岗译师嘱咐道:“你要在这里住上几年,守护我的三宝,不要丢失一件,我亦托付法神等在明示化身将出现的情况之后,当日圆寂。”而格鲁派又将这一传承方式发扬光大,后来这种传承方式被各教派所效仿,并在各教派中出现了各种不同的活佛转世方式。

藏传佛教活佛转世制度的出现也使以格鲁派为主的教派式政教合一制度达到顶峰,清政府通过金瓶掣签制对活佛转世制度加以规范。此后,活佛转世灵童的寻访和认定都必须报经中央政府批准。一方面,金瓶掣签制度将活佛转世权力集中到了中央,进一步明确了西藏地方与清朝中央政府的从属关系。另一方面,金瓶掣签制度还避免了世俗贵族同宗教间的联合而导致的混乱格局,这也是格鲁派此后得以长足发展的重要原因。

(三)寺庙僧伽制度

所谓“僧伽制度”就是佛教僧尼共同遵守的制度、规定及传统习惯。在初奉佛法时,大昭寺与小昭寺等佛殿是由汉族和尚管理,在当时的西藏是没有僧人的,直到墀松德赞时期,他指出“为了佛教以后在吐蕃兴旺发达,须建立僧伽组织。”便有了后来的“七觉士”出家,成为西藏首批的僧人。后弘期藏传佛教的逐渐复兴与发展,到清朝噶厦的建立,西藏地方以格鲁派为首的僧伽制度也越来越完善,建立了一整套的寺院管理机制。

15世纪经过宗喀巴对藏传佛教的“宗教改革”,建立了一整套严密的寺院组织和僧人的学习管理制度。格鲁派具有代表性的三大寺院有甘丹寺、哲蚌寺、色拉寺,是西藏最大的寺庙集团。三大寺由“喇吉”、“扎仓”、“康村”三级管理机构组成。

在政治制度方面,1751年,清政府《酌定西藏善后章程》颁布的同时,西藏地方噶厦政府也开始运作,达赖和班禅两位领袖系宗教统率政治,共同管理西藏地方政教事务。西藏地方政府的噶厦由三俗一僧组成,以僧官为主席。噶厦之下设仔本三人管会计;商卓特巴二人管会计出纳,其办事处称商上;业仓巴二人管粮务;朗子二人管拉萨市政;协尔帮二人管司法;硕第巴管布达拉一带藏民;达本二人管马厂等。达赖之下,承办宗教的机构为译仓,处理一切寺庙行政事宜;寺庙堪布与仔仲官均有译仓任免。随达赖左右的僧管由基巧堪布(总堪布)管理达赖的印信,总揽一切事务,地位与噶伦相当。其下有苏本堪布、森本堪布、却本堪布,分管达赖的饮食、起居和诵经。班禅之下,由苏本、森本、却本等大堪布组成的堪布会议厅,以扎萨喇嘛为主席,下设内务处、总务处、秘书室(译仓)和交际(卓尼)。

从达赖、班禅系统到寺庙僧人,在西藏社会形成了一套完整而严密的僧伽等级制度和社会集团,寺庙上层的统治者都出身于贵族世家、高僧活佛和富裕家庭,他们集政教一体,身披袈裟,参与原西藏地方政府日常政治事务的管理,占西藏人口不到5%的僧俗封建主控制着占人口95%以上的农奴和奴隶的人身自由和绝大多数生产资料。寺庙在西藏政教合一制的发展、完善和确立期间充当了中介和凝合剂的作用,将教派和世俗统治者的利益在寺庙的组织制度上贯彻,调节各方的利益,统治者借助于寺庙行使其政治功能,实现对西藏地方的统治。

三、  藏传佛教的政治功能

    在西藏延续几千年的政教制度,从政教合一制到政教分离制,无不与藏传佛教这一独特的宗教相联系并与之结合而实现对藏族社会的统治,并随着统治者政权的更替而调节其政策,确立了历代中央政府对西藏地方的主权,维护了国家的稳定和统一。

(一)稳定族群,加强民族凝聚力,体现群体整合功能

宗教是一种具有丰富政治属性的社会现象,具体表现为:宗教能够控制社会、稳定社会秩序、凝聚民族力量,可以为政治运动鸣锣开道。涂尔干说过,“宗教是社会的凝聚剂”,藏传佛教的政治功能首先也表现为它参与西藏社会的整合过程,稳定族群,并加强了民族的凝聚力。佛教刚传入藏区时,正值吐蕃王朝兼并小邦而走向统一之时,赞普王室连连征讨而雄踞青藏高原,佛教的引入与磨合以及与苯教的斗争,使当时的西藏社会不得不靠盟誓与结盟来维系王室与地方豪族以及部落之间的稳定。在佛教的推动下,吐蕃的政治文明程度得到彻底改造和提升,例如苯教参政时的血祭、咒术以及鬼神信仰等原始宗教祭祀方式渐次被边缘化,代之以佛教的因果轮回、五戒十善、利他等思想和律法规范,并成为藏族社会普遍认同的社会伦理规范。

朗达玛灭佛之后的后弘期,吐蕃一统的政局分裂成许多个地方小政权,佛教的复兴使得藏族社会以氏族血缘为纽带的世家大族联合西藏各教派首领而逐渐建立了政教合一制度。这一制度的典型就是之前提到的,以萨迦派昆氏家族为首在蒙元支持下而建立的萨迦政权、以噶举派朗氏家族为首在明一代支持下建立的帕木竹巴政权、以格鲁派为首的在蒙古和满清支持下建立的甘丹颇章政权。这些政教联合方式无论是元朝扶持萨迦,明朝多封众建,还是清朝的独尊黄教,他们都利用佛教,并且出于政治的需要采取“因其教不易其俗”的方式在西藏建立统治秩序。

藏传佛教一方面被封建主利用作为其统治民众的政治手段,另一方面凭借其宗教教义和思想信仰,连接着藏族各家族部落、教派和寺院组织,使藏族社会保持了长久的稳定和统一。寺院既是宗教活动场所,又往往是政教基层组织中心,活佛扮演着政治与宗教的双重领导身份,僧众往往是文化和政治的精英,政权与寺院特权紧密相连。藏族民众的个人、家庭、部族依属于相应地区各自教派的寺院,寺院又统属于某个主寺,主寺作为一地的政教中心,除了教育、文化、经济等功能外,又能号令信众,对地区的社会安定、部族团结发挥作用。

(二)实现当权者治理功能,体现国家主权,维护国家统一

前弘期是藏传佛教的孕育期,也是藏民族和藏文明形成的重要时期。吐蕃王朝在这一时期,赞普王权的合法性受到各地方豪族势力的挑战,国家建构存在严重的渗透性危机和民族认同危机。自元代西藏纳入中国的行政版图以来,藏传佛教便成为中央政府实施对西藏统治的载体,成为体现国家主权的象征,明朝的多封众建和清朝的金瓶掣签制度就是藏传佛教这一属性的体现。解放后,虽然旧的社会制度被推翻,藏传佛教参与政治的方式也发生了根本改变,寺院也不再是政治中心,但是部分僧人仍然以无党派人士的身份,通过政协或政府参与地方和国家的政治生活。因此,尽管藏传佛教与政治高度结合,但它参与政治方式有自己的特色。

元朝的萨迦派是在西藏实现统治的地方代表,利用藏传佛教就成为蒙古皇室建立政权的重要一环,成为实现国家主权和实施统治的枢纽。多达那波在返回凉州时给阔端报告说,“在边地西藏,惟噶当巴丛林最多,达隆巴法王最有德行,直贡巴京俄大师具有法力,萨迦班智达学富五车,迎请何人,请示明谕”。可见,在统一西藏的过程中,了解藏传佛教各教派现状,并借助藏传佛教进行社会治理和政治统治是最有效的方式。

明朝政府在统一藏区的过程中也借重藏传佛教的影响,同时承袭元朝藏区的行政管理和官职设置。对于藏传佛教,明朝统治者改变了元朝独尊萨迦的态度,更加注重其社会功用,“因其习尚,用僧俗化导”,而采取多封众建的政策,对藏传佛教各教派一律加以争取。而藏传佛教各派出于利益及各势力集团之间的竞争关系,皆把明朝封给的官职和称号作为巩固和提高自己地位的一条重要途径,争先恐后地去争取明王朝的赐封。由此可见,通过藏传佛教的影响,明朝以和平方式顺利确立了在西藏的统治地位,实施了军政合一、汉藏官员共治的模式,加强了明朝政府对藏区的管理,促进了国家的统一。通过册封和朝贡,明朝同藏传佛教各教派确立了君臣关系,国家主权得到体现。

清承明治,推行“修其教不易其俗,齐其政不易其宜”的治藏政策,鉴于格鲁派深远的政治影响力,清朝政府推行“兴黄教,即所以安众蒙古”的政策。在中央层面,清朝政府通过理藩院管理蒙藏事务;地方层面,通过册封、驻军定制和设官等措施,加强了对西藏的统治。并且利用达赖和班禅的社会影响力治理西藏事务,同时通过驻藏大臣的权威地位统摄全局。清朝有效的西藏政策不仅确立了在西藏的主权地位,而且加强了西藏同内地的经济和文化联系,使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进一步巩固。

(三)促进各民族间交流和融合,有利于国家稳定

宗教的内在凝聚力是民族形成和国家建构的主要推动力,导致这种凝聚力的正是宗教对内的自我认同性和对外的排他性。西藏地方与祖国不可分割的关系是中华各族先民在共同开疆拓土缔造统一的多民族国家的长期历史进程中形成的,不仅促进了各民族间的融合,也使西藏地方民众在藏传佛教的教化和影响下,成为其不可或缺的精神支柱。

佛教由印度传入青藏高原,在其传播与发展过程中,北向蒙古地区,并于13世纪在蒙元统治者的支持下将西藏地方纳入中国版图,于此同时,藏传佛教也相继传入蒙古地区。萨迦派和噶举派最先于窝阔台大汗时传入蒙古地区,元一代灭亡后,黄教格鲁派的影响力渐入蒙古地区,“领受佛教要旨,迎经典桂”,并迅速在该地区传播,统治者也遂开始建寺、传法译经、迎请上师。四世达赖就出生于蒙古,为阿勒坦之孙松布尔彻辰楚库古尔台吉之子,加强了与蒙古地区的联系与交流。至今藏传佛教在蒙古一带的影响也颇深,据内蒙佛教协会2010年公布的数据,内蒙现有信教群众30多万人,有寺庙116座,喇嘛3370人,活佛15人。其中,除了位于巴彦淖尔盟的阿贵寺属宁玛派外,其余藏传佛教寺庙均属格鲁派。

自唐代以来,西藏和中原王朝就有着经济和文化往来,元蒙古统治者利用和崇信藏传佛教,元朝八思巴被忽必烈封为帝师,常为帝王、后妃、皇室成员等传法授戒、灌顶讲经,元王室皈依藏传佛教,并且在统治者的提倡下藏传佛教传入内地五台山。八思巴于1257年到五台山弘传萨迦教法,撰写密法要义和仪轨等。随之藏传佛教也传入以杭州为中心的江南各地。据载,八思巴还派他的亲传弟子到江南传法,一年之中就受戒剃度了947名弟子。这些弟子由传出无数比丘、僧伽,从而使藏传佛教在江南极为兴盛。至明代,“多封众建”的治藏政策使大量的藏僧涌入内地,藏传佛教进一步发展。

藏传佛教的东向传播,一方面迎合了统治者治理西藏的需求,加强了西藏与蒙古各部落以及与内地的交流和融合,为民族统一和各民族的稳定作出了重要的贡献。另一方面,也使宗教成为藏民族的精神支柱,在很大程度上成为维系藏民族内部团结的精神纽带。藏传佛教通过其信仰的权威教义、宗教仪式对个人行为的反复强化,不仅使之成为宗教戒律,更发挥了道德规范的作用,使藏族社会的社会规范和价值观打上了深深的宗教印记而神圣化。活佛、上师既是神权的代言人,又是藏族社会世俗权力的象征,通过对活佛、上师的崇拜而进行的宗教仪式使这种信仰得到肯定,从而使藏族社会关系更加合法化和稳固化,对于维护西藏地区的稳定与发展起了积极作用。

四、结语

西藏的政教制度的演变经历了上千年历史的发展,政教合一制度不断发展和完善,统治阶级利用藏传佛教或“多封众建”,或“因俗而治”,但不外乎出于其阶级利益的考虑,成为统治者进行西藏治理和政治统治的有效方式。藏传佛教各教派与封建统治阶级的结合,一方面,使各教派利用封建主的政治权力攫取经济利益,壮大了教派的力量;另一方面也使统治阶级达到了获取权力的目的,进而又对西藏实施有效的管理。在这一过程中,藏传佛教的政治治理功能在群体整合、主权统一、民族融合方面发挥了重要的作用。目前基于我国宗教的群众性、复杂性和长期性等基本特点,进一步发挥藏传佛教的道德规范和民族凝聚力,强化藏民族的国家认同感和向心力,并且制定符合藏区实际的政策,积极引导藏传佛教与社会主义相适应,无疑具有重要意义。

文章来源:《中国边疆学》2016年第4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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