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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朱晶进:特洛伊起源与西方民族史学

publish time:2016-10-19 20:01| view by:1681 | publisher:root

摘要:每一个民族在踏上历史舞台之后,为了巩固自己的合法地位,大都希望以撰史的方式来塑造属于自己的辉煌的过去。经过初步考察,我们可以发现,当罗马帝国、“蛮族国家”和近代民族国家英格兰崛起之时,都共同面对着一个有文字可考的遥远过去,那就是荷马史诗中的特洛伊战役。但同时,它们又因为与这一古代重大事件相隔得越来越久,再加上人类历史意识的更新,三个时代的学者的脑海中就形成了各自不同的包含特洛伊的过去,也对各自的民族起源形成了有联系而又有区别的形象。

关键词:特洛伊传说;民族史;中世纪史学史

 

  为自己的民族撰写历史,是从罗马人而非从希腊人开始的,这由两个民族的政治经历有关。一般认为,到罗马人与迦太基人进行史称为“布匿战争”的时候,我们已经可以把这场战争称为民族之战了。与此相比,著名的希腊与波斯的战争中的希腊一方只是一个维持并不长久的松散联盟,更何况希腊人越来越多地成了波斯的雇佣兵。

  因布匿战争而激起民族的感情,体现在具体的历史作品中即是费边·皮克托(Fabius Pictor)的希腊语《罗马史》。自他开创罗马民族史传统之后,老加图(Cato the Elder)、萨卢斯特(Sallust)和李维(Livy)等罗马历史家共同建立了一个为后世景仰并模仿的典范:古典的民族史。这种民族史都是从罗马的起源开始写的。

  除了被我们今天视作“历史学家”的学者之外,在古典时期获得尊荣的诗人的作品的感染力恐怕比历史作品更吸引人,或者说更易接受。与萨卢斯特和李维同时代的罗马诗人维吉尔(Virgil),因为他的卓越文学成就,而使荷马时代的《伊利亚特》与《奥德赛》重新发扬光大,但尽管荷马对维吉尔是一个重要传统,维吉尔仍然更受同时代人的影响。他的《牧歌》、《农事诗》和《埃涅阿斯纪》在文学上承自荷马、希腊化时期史诗和罗马早期诗歌,在哲学上结合了卢克莱修的伊壁鸠鲁派思想和斯多噶派思想,在政治上则完全感受到了屋大维以强权统一罗马的压力。

  无论如何,《伊利亚特》和《奥德赛》是被当时人看作是曾经发生过的历史的。包括萨卢斯特和李维在内的历史学家都将罗马起源追溯到荷马的时代,那么以最美的辞藻讴歌罗马帝国的维吉尔也不可能去另外创造一种新传统——传统在传统的发明人看来,从来不是新的。于是我们在《埃涅阿斯纪》中看到了这位特洛伊的维纳斯(在荷马那里是阿佛罗狄忒)的儿子埃涅阿斯。埃涅阿斯在《伊利亚特》中并非是可以与阿基琉斯与赫克托尔相提并论的英雄,他的武力不足以对抗第一等的英雄,而他也没有勇于牺牲的精神。或许这可以解释《埃涅阿斯纪》中他弃城而逃的行为吧——可是维吉尔从来没有在个人性格上为人物的行动作出分析,据这位伟大的罗马诗人的解释原则,维吉尔是为了他的建立新国家的命运而保命的。埃涅阿斯受到神启,又在地府内见到了未来的罗马,他的神盾上也铸着罗马的未来景象,这样他才没有停留在迦太基,才没有在西西里岛放弃旅程,才到台伯河河口打那一场命中注定的战役。

  可以看出来,埃涅阿斯没有血肉感,他在维吉尔的史诗中成了一个塑造罗马过去的匠人,与其说他是罗马诸神的工具,还不如说他是维吉尔布局的棋子。从这个意义上讲,维吉尔真的是在写历史,荷马真的是在写诗;而事实上,维吉尔也是受屋大维之命写出这篇“遵命文学”的。

  所以说,罗马帝国初期的历史学家和文学家共同为罗马这个已经崛起了的民族书写了它的起源,这个起源把当前的光荣追溯到另一个光荣那里去,也就是特洛伊血统的高贵与荣耀那里去——在荷马史诗中,特洛伊贵族与希腊贵族享有着等同的尊贵,他们都是世人与希腊诸神结合的子孙。既然埃涅阿斯是维纳斯的儿子,那么罗马这一系的血统自然也具有了神性,罗马人都是神的子孙,他们是依照神的委托来统治这片土地的。

 

   罗马帝国的辉煌衰减以后,继之而起足以震撼欧洲大陆的,一是查理曼帝国,二是1011世纪的北方民族的兴起。如果用线性的历史观来看,查理曼帝国代替了罗马帝国而称为霸主,新兴民族则来势凶猛,有代替查理曼帝国而跃跃欲试成为新的欧洲霸主的渴望。就在这时,出现了一批被近代历史学家所忽略的学者,他们在文艺复兴全面发现古典之前就开始书写各自的民族史了。

  这批学者被忽略是因为后代历史学家不把他们看作自己的同行。由于罗马学术在欧洲的衰落,并没有生活在东方帝国的西北欧知识分子对逝去的帝国是印象模糊的。当时仅有萨卢斯特、绥通纽斯(Suetonius)、维吉尔、卢肯(Lucan)和博厄修斯(Boethius)等人成为模范,但在缺乏帝国遗存手稿的欧洲学者看来,上述古代人树立的榜样已经足够他们崇拜、学习和模仿了。首先,中世纪的学者向萨卢斯特和维吉尔等人学会了修辞,并接受了一种似乎是不证自明的、实际上来自亚里士多德的(他们可能还不知道)观点:历史不如诗歌。历史对发生的事件的记载必须按照一定的顺序和逻辑忠实记录下来,而诗歌则是从发生的事件中进行选择后,以一种最有表达力和感染力的形式展现给读者。因此诗歌是最高的艺术,而历史被归为文学艺术的一种,它是一种讲求精确的东西。罗马人以修辞学在一定程度上改编了这种情况,而使历史成为讲求精确的文学艺术,换句话说,历史实际上是文学,成功的历史作品必然是一件艺术作品(works of art)。中世纪史家为了达到这个目标,不仅不惜随意选择和抛弃史料,而且不惜歪曲历史、杜撰历史来符合自己的需要。于是他们的恶名便为近代那些奉历史为科学的历史学家所唾弃。

  但另一方面,中世纪史家从以维吉尔为代表的罗马大师那里继承了一种解释模式,即宿命论的、神意决定的历史发展模式:一个民族有着被上天决定了的命运,只要这个民族服从这种命运,那么不论经历多少艰难险阻,最后它必定以一种高傲的姿态挺胸抬头地站起来。那为什么这些新兴民族,如撒克逊人、诺曼人、波兰人和匈奴,他们的历史学家不用自己的本民族的传说来书写起源呢?第一,他们现在皈依了基督教,建立了基督教国家,而基督教经典对原始民族的叙述和他们自己的说法有着相当大的差别,更不消说基督教的犹太民族中心主义了。第二,拉丁语成为知识阶层的语言,而拉丁语的宝库正是罗马作家的作品。所以,他们从罗马作家那里取材进行改编、创造,不仅是拉丁语教育的后果,也是为了寻找一种举世公认的高贵性。

  撒克逊人之前在西欧雄距一时的法兰克人早在6世纪或7世纪就已经拥有了自己的传说,这传说即是来自罗马起源传统的,也就是我们这篇文章强调的特洛伊起源传统。这一传统说,当埃涅阿斯驶向台伯河时,另一支特洛伊人则驶向了多瑙河流域定居而成为后来的法兰克人。

  继法兰克人而起的撒克逊人有一位书写撒克逊民族历史的史家,名叫维都金德(Widukind of Corvey,生于925年,卒于973年之后),他有较强的自我身份认同,即以一名撒克逊人的身份来书写法兰克人的编年史的(Resgestae saxonicae sive annalium libri tres)。维都金德既然以特洛伊起源来讲述撒克逊历史,那么他的这部作品中并不缺少血统的高贵性和历史的神圣性。首先,他认为那支从埃涅阿斯那里分出来的特洛伊人又分成了两部,其中一部就是在多瑙河和莱茵河之间定居的法兰克人,而另一部向东到了马其顿地域,成为了马其顿王国菲利普王与亚历山大大帝军队的组成部分。在这里,撒克逊人与法兰克人处于并列的位置,暗示了一种竞争性。其次,他要说清楚撒克逊人才是上帝眷顾的真正民族。他以圣骨的传递——当时人认为的至高无上的力量象征——来解释这点;他提到,836年,圣维图斯(St.Vitus)的圣骨从法兰克人的科比(Corbie)教堂被传递到了撒克逊人的科维(Corvey)教堂,同样在923年,圣丹尼斯(St.Denys)的“手”从巴黎被运到了科维教堂。所以,根据神意,撒克逊人即将代替法兰克人成为新的霸主。

  稍晚于维都金德的历史家丢多(Dudo of Saint-Quentin,生于963年,卒于1043年之前)是诺曼人,他的诺曼人的历史(Historia Normannorum)在史学史和文学史上都受到尖锐的指责。从近代历史学的标准来看,丢多为了完成诺曼人既高贵而又神圣的历史,不惜编造从来没有发生过的、或者从来没有在任何前人作品中出现过的事件。他是一个并不高明的故事家,因为他忠于修辞学指导下的诗歌体,忠于李维范式的写作套路,所以他“纯属虚构”的文学情节没有感染力,只能说,他以历史的题材进行了一次古典典范下的不伦不类的艺术创作。可是他自认为,他正在使用一种高贵的语言写一个具有高贵血统的民族的历史:诺曼人也是埃涅阿斯特洛伊人的一支,受到神的指引,长途跋涉,最终受了基督教的洗礼,皈依了耶稣。客观而言,如果不考虑那些细节,他在总体上确实记录了一个事实,即:在10世纪和11世纪之交,诺曼人从嗜杀的部落转变成基督教国家;这是一帮以劫掠为生的海盗团伙如何转变为一个有秩序的社会组织的宏大图景——一种大致正确的趋势,同时这趋势也表明,诺曼人如今认为的“文明”、“高贵”和“虔敬”已经为基督教信仰和罗马遗产所同化。

  在不列颠岛则不同,那里的杰弗里(Geoffrey of Monmouth,约11001154)以一种悲剧的情绪完成了民族往昔图画的描绘。在文学上,杰弗里的不列颠诸王史(HistoriaRegum Britanniae)是欧洲浪漫主义幻想文学的奠基石,而在历史上,他也许根本没有什么地位。他的这部同样以杜撰为主的作品,讲述的是诺曼征服前凯尔特人在英格兰生活的情形;从特洛伊起源的角度看,他和我们已经提到过的学者区别不大。他将凯尔特人的一支——布列吞人(Britons)归于特洛伊王子布鲁图斯(Brutus)的后裔,他们也经过艰苦奋斗来到不列颠开创了新王国,并皈依了基督教。当然,由于杰弗里出色的文学水平,他的行文已经突破了丢多的刻意模仿古人的呆板,而是吸收了传记作家的传统:那些凯尔特国王的“生平”和真实的历史几乎没有差别。但正如本段一开始所提及的,杰弗里因为凯尔特人最终为诺曼人征服而为故事画上了悲哀的句号,尽管他从凯尔特人的一些反抗和起义中看到了他们“复兴的命运”。

  上述历史家并不是中世纪历史家的全部,为人尽知的编年史作者和他们同时,在教会中编写着同样为后人不齿的年代纪。这些中世纪史家在继承有限的古典传统时,将他们自己的作品努力写得不像“编年史”,而尽可能去满足“艺术作品”的要求。他们虽然没有如同近代历史学家那样“求真”,但仍然用他们自己认为最高贵的方式为本民族描绘了足以激荡共同体信心的作品。既然他们反映了当时民族更替的趋势,我们就不能不承认他们的作品仍然有“史”的成分,而将它们归入民族史学的行列,它们是文艺复兴时期历史学家和博学好古者的背景之一。

 

  让我们把视野缩小到不列颠群岛。古典作家及其作品在文艺复兴的英格兰的地位得到了大幅提升,中世纪编年史家的编造和虚构越来越失去市场。不过在16世纪,杰弗里的特洛伊故事仍然获得了都铎王朝前期的编年史家和早期博学好古者的认可,因为当古典作品还没有被全部发掘出来的时候,人们无从寻找其他证据来证伪杰弗里的“历史”,结果,杰弗里的不列颠国王史俨然成了正统和主流。

  杰弗里说,布鲁图斯其实是埃涅阿斯的曾孙,他受神意的指引去寻找一块位于世界边缘的土地,这块土地叫做“白岸”(Albion,现在还有文学作品将此作为不列颠的代称的)。布鲁图斯打败了白岸上的原住民——一群叫做“哥革玛各”(Gogmagog)的巨人,在一个叫做新特洛伊(Troynovant)的地方定居,而此新特洛伊,就发展成了后来的伦敦。岛屿改换了主人,它的名字也随着主人而改为“Brutayne”——后来被罗马人叫作“Britanniae”。布鲁图斯死后,不列颠分给了他的三个儿子,后者分别取得了英格兰、威尔士和苏格兰的统治权。

  而英格兰国王亨利八世(15091547年在位)在1542年攻打苏格兰时,就曾利用了苏格兰由布鲁图斯的儿子分得这个传说以说明不列颠的统一是合法的,或者说是合天意的。同时代的编年史家贝尔(JohnBale14951563)与何林设德(Raphael Holinshed,卒于约1580年)、博学好古者利兰(John Leland15021552)和斯托(John Stow,约15251605)都曾为这种特洛伊起源作过辩护。特别是利兰和斯托,他们虽然是与编年史家方法不同的、以实地考察为主的博学好古者,但是他们并不像其继任者卡姆登(William Camden15511623)那样受文艺复兴思潮的影响那么大。

  而实际上,我们这里差点遗漏了一位外国人,即在亨利七世(14851509年在位)时开始居留在英格兰的意大利人文主义历史学家波莱多尔·维吉尔(Polydore Vergil,约14701555),他被教皇派到英格兰任职,在1510年被承认为英格兰国王之臣民,在1515年因批评红衣大主教渥尔塞而入狱。后来亨利八世的时候他就没有参与宗教纷争,专心著述,到1534年出版了他的26卷《英格兰史》(Anglica Historica)。这部著作第一次以人文主义史学的方法对英格兰史进行了叙述和解释,运用了许多可靠的原始材料和对这些材料进行客观考察的语文学方法。波莱多尔·维吉尔冷酷地指出,他没有找到任何可以支持当时的主流历史观点——杰弗里的特洛伊起源和亚瑟王的故事——的材料,从而推断不列颠的居民来自横跨海峡的北部高卢人。这就将不列颠历史的高贵性一下子抹去了。这位对不列颠毫无感情、甚至还受其迫害的意大利裔的人文主义者,在欧洲大陆获得了极高的声誉,而在同时期的不列颠却横遭辱骂。

  卡姆登是第一个彻底倡导从实物证据和可靠的古典文本两方面结合进行历史研究的英格兰人,当人文主义大师波莱多尔·维吉尔和饱含民族感情的杰弗里的民族“历史”同时摆在他面前时,他十分艰难地做出了抉择。他说,他要暂缓结论,但是他的任务就是要找出不列颠的真实的过去,而这个过去必须建立在可靠的证据基础上。如果在地面上已经找不到任何特洛伊人的遗迹,那他只能诉诸于古典文本。而在他的时代,古典文本的数量已经远远超过了杰弗里的时代。恺撒的《高卢战记》和塔西佗的《历史》、《编年史》都是杰弗里同时代的撰写高贵民族史的学者所看不到的。卡姆登通过对古典文本的仔细阅读,确认古典作家从来没有提到过特洛伊人在到达意大利之后有过任何的向北探索的行动,既然如此,那么中世纪的作者便是在作着可耻的虚构和编造工作。卡姆登在他的代表作《不列颠尼亚》(Britannia)中力图说明,不列颠过去的光荣不是因为它与特洛伊人有什么关系,而是因为它曾经是罗马帝国的一个行省。在罗马人到达不列颠之前,不列颠人拥有着勇猛活跃的军事精神;罗马人将文明传播到这里之后,不列颠便分享了与罗马同样的辉煌。这和中世纪人将辉煌追溯到荷马时代有着很大的区别,其中暗示着历史观念将在17世纪进行一次大规模的更新。更新的原因之一是培根哲学的兴起,这导致了博学好古实地考察重要性的显著提高;另一个更重要的原因是人文主义史学方法在英格兰的进一步传播,即法兰西博学派的法学语文学传统的进口,从而英格兰的博学好古者也能够涉及以往没有能力涉及的材料了。历史学家的兴趣转向了遗迹考察、墓葬考察、地方志、谱系学和修道院史。英格兰文艺复兴中的文学也逐渐更为小心地处理那些传说和神话,乃至出现了诗人和剧作家向博学好古者请教的现象。

  然而,卡姆登和17世纪的博学好古者却不可能用实地考察代替细读古典文本,他们实地考察的目的,往往是为了印证古典文本,印证古典作家对不列颠过去的描绘。就像卡姆登写作《不列颠尼亚》的最初动机那样,他在托勒密的地理学中看到了关于不列颠岛的游记,他在罗马战争历史中获知了那些不列颠岛的地名,他就想知道,这些道路和市镇都在哪儿?可以把古典作家的文字恢复到实际的地形中去吗?——直到那些写郡志的博学好古者出现,实地考察的目的才变得纯粹起来,而历史学中对某一经典文本的迷信才慢慢消除。

  总之,我们在这篇文章中对特洛伊起源在历史作品中角色演变的考察,正是想以此来说明不同时代不同地点民族历史建构中的一些共通性,也想通过厘清中世纪“伪历史”的脉络,而阐明它作为人文主义史学的多重学术背景之一的地位。

文章来源:《长江丛刊》,2016年第8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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