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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学研究

王卓:论暂时贫困、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发布时间:2017-03-15 14:39| 浏览次数:519 | 发布人:root

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暂时贫困、长期贫困、贫困代际传递是动态贫困的三种主要形态。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持续时间长、代际传递、脆弱性。长期贫困的定量分析是制定有效反贫困战略和精准扶贫政策的重要依据。

21世纪中国政府以“精准扶贫”为指向的新一轮扶贫攻坚战绝非易事,注定是一场与贫困的“鏖战”。科学分析和准确把握贫困内涵、外延及其类型,是中国扶贫攻坚战略部署与调整之重要基础和前提。

一、贫困及其测量

贫困像癌症一样,种类繁多、程度不同。关于贫困的定义和说法很多。中国古代的荀子讲“多有之者富,少有之者贫,至无有之者穷”。很显然,荀子是从唯物的角度并以财产货物的多少来划分贫富的。贫、穷都表现为缺乏财产货物,但是在程度上荀子认为穷比贫要更加深刻。从字面上解读,“穷”是屋檐下只有“力”,再无他物,也就是“家徒四壁”。最极端的是居无定所、没有安身之地的那些人。“贫”是指财产货物的分割,“贫”不仅是缺乏财产货物的积累,而且还将已有的财产货物不断分割、分散。在西方,最早对贫困进行科学研究的是朗特里(Seebohm Rowntree),在20世纪初,他通过在英国约克郡对居民家计的实地调查和长期观察,发现一些家庭因为收入微薄,不足以换取生活所需要的基本资料,一日三餐就是“早餐:面包加肉汤,午餐:肉汤加面包,晚餐:面包加肉汤”。他认为如果一个家庭的总收入不足以取得维持体能所需要的最低数量的生活必需品,那么这个家庭就是贫困的。这些生活必需品包括食品、住房、衣着和其他必需的项目。这实际上是以生物学的思想和方法来界定的贫困(primary poverty),称之为“绝对贫困”,也成为后来许多国家和地区用于制定贫困线的出发点。

在尔后一百多年的时间里,关于贫困的科学研究不断深入,归纳起来大致经历了四个阶段。一是20世纪初期以朗特里为代表的科学家从生物学方法认识和界定绝对贫困;二是20世纪三四十年代以汤森为代表的社会学家在质疑绝对贫困的存在性和可测量的同时,以社会学视角用收入不平等方法提出的相对贫困;三是进入六七十年代,对贫困问题的研究更加多元,维度也有所增加,有以伦理学视角认为贫困是一种价值判断,有以公共政策视角认为贫困就是一种政策定义(比如确定贫困线就是公共政策的体现),以及认为贫困是一种亚文化现象等;四是到了八九十年代,学界和一些国际组织对贫困更加关注,以印裔美籍的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为代表的经济学家从资源禀赋与交换映射对贫困内核(饥饿)开展深入研究,取得丰硕成果并获得诺贝尔经济学奖。

阿马蒂亚·森通过对孟加拉等国家和地区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发生的大饥荒的深入观察、分析和研究,以福利经济学理论和方法为基础,结合哲学工具建构了“权利方法”来分析贫困,直指贫困的内核——饥饿基本上是人类关于食物所有权的反映。他认为“饥饿是指一些人未能得到足够的食物,而非现实世界中不存在足够的食物”,并对美国食品药品管理局的观点“饥荒是由粮食供给下降引起的”提出质疑。除此之外,阿马蒂亚·森对贫困研究的另一个重大贡献是将贫困发生率和贫困程度的分析进行科学的结合,创立了“森指数”。

Ps=q/nπ{π-y*(1-G)}

  =PH {1-y*(1-G)/π}

其中,q:表示贫困人口数量,n:表示总人口,π:表示贫困线,y*:在收入分配完全均匀的简化情况下,表示贫困者的收入水平,G:表示贫困人口收入分配的基尼系数,PH:表示贫困人口占总人口的比例。

毋庸置疑,森指数从两个方面弥补了既有贫困测量指标的不足,一方面弥补了贫困发生率不能测量贫困程度的不足,另一方面弥补了贫困深度指数不能测量贫困发生的不足,从而显著提升了贫困测量的科学性。在此过程中,人类对贫困的认识越来越清晰,对贫困的分类也越来越细致。

二、贫困的类型

如前所述,贫困作用于人类社会的现象,晚近才被发现和科学认识。贫困的类型也是在不同的分类体系里逐渐呈现出来。

第一种贫困类型是以家庭和个人为对象的绝对贫困、相对贫困、能力贫困和权利贫困。这一类型在西方贫困问题研究中是主流。在贫困作用于社群的分类体系里,最早被识别出来的贫困类型是绝对贫困,其次是相对贫困,再次是能力贫困以及权利贫困。这几种贫困类型主要是从贫困作用于个人、家庭和社群角度进行的分类,贫困归因更多倾向于社会制度以及个人与家庭的资源禀赋差异。20世纪后期中国政府扶贫工作的目标是缓解绝对贫困,简称“温饱”目标。进入21世纪,政府扶贫工作的目标描述为“两不愁三保障”。这个目标下的贫困实际上是游离于绝对贫困与相对贫困之间的一个政策定义,在操作层面上的具体体现就是以农民年人均纯收入2300元为贫困线(2010年不变价),并据此通过多种方式识别出全国70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这7000余万农村贫困人口中既有需要民政部门兜底的绝对贫困人口,也有需要多种方式扶持的相对贫困人口,以相对贫困人口为主要构成。

第二种贫困类型是以地理空间加行政空间为对象的贫困地区,包括落后国家、落后地区,贫困地区、贫困县等。在贫困作用于社群居住的地理空间的分类体系里,最初被识别出来的贫困类型是低收入国家或贫困地区。世界银行运用人均国民收入指标将不同的国家划分为三种类型:低收入国家、中等收入国家和高收入国家。

美国经济学家 M.P·托达罗在他的《第三世界的经济发展》中写到:“几乎所有的第三世界国家都位于热带或亚热带地区,而历史事实是,现代经济增长一切成功的范例几乎都发生在温带国家。这样一种分歧不能简单地归之于巧合,它必然与不同的气候环境直接或间接引起的某些特殊困难有关。”他明确指出了落后国家或地区与自然地理环境的相关性。

地理环境决定论是一种经典的贫困理论,属于发展经济学范畴,理论的核心是把贫困归因为地理环境不利。在贫困发生率高的国家或区域,人们统称其为贫穷落后国家或贫困地区。在上世纪80年代之前,中国农村的贫困发生率接近1/3,是贫困较为普遍发生的落后国家。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我国政府组织实施的扶贫开发基本遵从地理环境决定论,并从划定18片贫困地区开始大规模的扶贫工作。到20世纪末,扶贫工作重心下移到县,并实施了“一体两翼”的扶贫战略。尽管如此,进入21世纪,我国仍然还有14个集中连片的贫困地区。这种集中连片的贫困现象说明了贫困在地理空间上广泛作用于分布其内的社群。

不难看出,世界银行划分的“低收入国家”或中国政府划定的“贫困地区”是从公共政策角度出发,认定这些低收入国家或贫困地区总体上比其他国家或地区发展落后,贫困的归因倾向于地理环境不利和宏观政策上的失利。研究发现“贫困地区”的确具有相似的自然环境条件:气候多变、灾害频繁,地形多种多样、开发利用艰难复杂,生物资源丰富、保护利用较差,矿产资源不少、开发利用问题较多等等。为此,政府承担了绝大多数的帮扶责任和义务,并采取了区域综合开发的扶贫方式加社会政策的福利方式。

随着扶贫开发工作持续推进,集中连片贫困地区的贫困状况有所缓解。与此同时各方面也要求进一步提高扶贫效率,期望发展成果惠及弱势群体。于是地理空间加行政空间为主的贫困类型开始调整并转向以政治社会属性为主的贫困类型。例如,四川省“四大贫困片区”中的大小凉山彝族聚居区和高寒藏区。这种贫困类型,看起来也是区域性贫困的“贫困地区”,但实际上已经是在原地理空间范畴下的贫困类型基础上进一步强调了社会属性,比如“少数民族”。

这一种调整和转向与20世纪末期扶贫工作重点下沉到乡村是有区别的。后者沿袭的仍然是地理环境决定论,而前者已经不是地理环境决定论的逻辑了,更多带有“中心-边缘”的社会进化论思想,潜在的假设是少数民族地区比主流的汉民族地区落后。

第三种贫困类型是以社区为对象的农村贫困、城市贫困。与地理空间加行政空间类型的贫困区域识别不同,以社区为对象的贫困类型主要是以乡村和城市两种人群聚落的形态区分为农村贫困和城市贫困。由于城市和农村在生产方式上的差异,城乡居民的生活方式也有所不同,农村居民生产生活更多依靠自然,以土维生和谋生,城市居民生产生活更多依靠社会分工形成的交换维生和谋生。尤其是城乡差别较大的国家或地区。一般意义上讲,城乡差别主要源于工业化与城市化所带来的生产方式与生活方式的差别。城市化是全球浪潮,绝大多数国家都经历过或者正在经历城市化的过程。中国特色的城乡分割甚至二元对立的社会型态,使得城乡差别体现在诸多方面,最明显的是公共服务和基础设施。20世纪80年代以前中国贫困的总体特征是普遍性的大众贫困,农村相对而言更为落后、凋敝和贫困。1984年政府开始大规模扶贫时,工作重点全部放在农村,至今未变。伴随经济体制改革以及人口大规模流动,城市贫困成为事实。但是,城市贫困问题一直未纳入政府扶贫议程。

尽管贫困是近百年才得以被认识,但是贫困却是一种长期存在的现象。这种“长期存在”不仅仅是指贫困长期伴随人类社会,也指贫困长期作用于某一些群体,使其难以脱离贫困。传统的贫困研究多为静态分析范式。不断变化的政治经济社会环境及其对贫困家庭的影响以及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现象要求对贫困进行动态研究。近三十年来,国内外贫困研究逐渐从静态转向动态,并取得系列成果。在贫困动态性的理论预设下,最基本的研究分类是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尤其以长期贫困为研究重点和治理难点。

三、长期贫困与暂时贫困

长期贫困研究是20世纪末兴起于西方经济发展研究领域中贫困问题研究的一个重要分支。世界银行在《1990年世界发展报告》中指出,长期贫困是指有些人口长期处于贫困,虽经扶持仍然难以摆脱贫困的状态。长期贫困的概念产生较早,但始终未形成统一术语。直到Baulch和Hoddinott借鉴了持久性收入理论,研究经济发展动力和贫困动态之间的联系,将贫困动态划分为短期和长期两类,形成了研究动态贫困的理论框架,长期贫困这一术语方得以广泛应用。

21世纪初期,以英国曼彻斯特大学、谢菲尔德大学、伯明翰大学等专家学者为主,联合国际上十几所大学和科研机构共同组建的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hronic Poverty Research Centre,简称CPRC)在2004 年发布了第一份长期贫困研究报告,报告指出:长期贫困是指一个个体经历了 5年或5年以上的确切的能力剥夺。2007年该中心(CPRC)从长期贫困与一般贫困的差异角度重新定义了长期贫困的概念。简单来讲,长期贫困就是持续相当长时期的贫困。长期贫困群体指总是或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线之下的人群,是那些重要能力遭受剥夺达5年或者更长一段时间的人。处于长期贫困中的穷人始终或者通常生活在贫困线以下,对他们来说,贫困往往要持续很多年甚至于全部生命周期并跨代传递。

长期贫困研究中心在定义长期贫困时,主要以货币指标定义贫困线(例如:消费水平、收入水平)。更广泛的定义包括某些主观方面所遭受的剥夺。长期贫困分析采用了动态贫困分析范式,包括两个方面,一是贫困人群在贫困与脱离贫困之间的波动,二是贫困的长期性。

根据个体或家庭经历贫困的程度和持续时间,长期贫困研究中心(CPRC,2001)界定了贫困的五种类型:1.始终贫困,即生命各时期的平均支出都低于贫困线;2.经常贫困,即平均开支在贫困线以下,偶尔高于贫困线;3.波动贫困,即平均开支在贫困线上下徘徊;4.偶尔贫困,即平均开支在贫困线以上,偶尔低于贫困线;5.从不贫困,即平均开支在贫困线以上。长期贫困主要指前面两种。暂时贫困主要指波动贫困和偶尔贫困。波动贫困介于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之间。波动时间过长,暂时贫困转为长期贫困的概率增大。如图1所示。(此处图表有删除)

暂时贫困也就是短期贫困,是指个体或家庭在其生命周期内的绝大多数时间里其平均支出在贫困线以上,只是在某个阶段因为突发性的偶然因素其平均支出处于贫困线以下而陷入贫困的状态。这些突发的偶然性因素包括但不限于自然灾害(比如地震、洪灾等)所带来的财产损失致使个体或家庭陷入暂时的入不敷出的状态,或者收成不好、生病、失业、物价上涨、子女学费昂贵等因素使其平均支出在一段时间内处于贫困线以下。通过自身努力或者外部扶持,处于暂时贫困的个体或家庭在短期内可以脱离贫困状态。但是也会有部分暂时贫困因为种种原因会转化成长期贫困。比如重大自然灾害、经济危机或重大疾病造成个体及其家庭支出大幅度增加,在无新的收入来源且现金支出流难以逆转的情况下,这样的暂时贫困转化成长期贫困的概率是很大的。

暂时贫困可能转成长期贫困,但是长期贫困不完全是由暂时贫困转化而来。有些长期贫困是经由代际传递致使子辈从人生之初即陷入贫困境地。也就是说部分长期贫困是由代际传递而来,部分长期贫困是由暂时贫困转化而来。相对而言,暂时贫困的不利影响要小于长期贫困。缓解长期贫困的难度大于缓解暂时贫困的难度。

四、长期贫困与代际传递

长期贫困的显著特征主要有三个,一是贫困的持续时间长,二是贫困的代际传递,三是偶尔脱离贫困。

长期贫困首先强调的是贫困持续的时间。长期贫困关注的是那些持续时间达到一定程度的贫困者及其经历。世界银行以贫困持续时间5年作为暂时贫困和长期贫困的分界线,长期贫困研究中心也将该时间定为5年。Hulme、Moore和Shepherd认为,之所以以5年来识别或界定长期贫困,主要基于以下三个原因:(1)从个人寿命的角度来看,5年在很多国家是一个较长的时期;(2)在创建面板数据的过程中,5年是收集数据的常用时间间隔;(3)经验显示,经历贫困的时间达到或超过5年的人,其余生持续处于贫困中的可能性非常大。Corcoran实证研究结果表明,持续经历5年贫困的个体,在以后的生命历程中,经历贫困的概率非常高。

长期贫困的极端形式是贫困代际传递。贫困代际传递是指私域和公域的资产与资源的赤字从父辈传递到子辈,也意味着贫困阶层流动从“代内”演变为“代际”。贫困代际传递与个体生命周期的初始阶段密切相关,与社会制度、阶层结构、经济流动和亚文化也有直接关系。跨代贫穷中的“一代”间隔一般为15年。换言之,贫困以及导致贫困的相关条件和因素,在家庭内部由父母传递给子女,使子女成年后重复父母的境遇,这个传递过程一般在15年内完成。因此,长期贫困家庭孩子的早期社会化对形成贫困代际之间的传递产生非常重要的影响。对于下一代来说,代际传递既是长期贫困产生的原因,也是长期贫困的结果。

在上世纪70年代,国外代际流动研究逐渐兴起。美国社会学家布劳和邓肯(Blau & Duncan)研究提出“地位获得模型”,认为在封闭性社会里个人地位获得主要来自于先赋性因素,在开放性社会里个人地位获得主要来自于后致性因素。长期贫困研究中心的摩尔(Karen Moore)认为,贫困代际传递的焦点应该是在代际之间转移的各种形式的资本,包括人力资本、社会资本、政治资本、金融资本、物质资本、自然与环境资本等。这些资本在代际之间的转移状况直接作用于贫困,债务也可以传递。父母的性格特性会影响孩子,形成一种贫困文化,刘易斯(Lewis)认为贫困通过固有的社会心理导致穷人的延续。相比于富裕家庭的孩子,来自低收入家庭的儿童在许多方面处于不利地位。教育水平低下 (Haveman & Wolfe,1995),在劳动力市场处于劣势(Gregg &Machin 2000)等因素与个体成年后的收入息息相关。由于家长总是面临在生存和子女教育投资间分配资源,贝克尔(Becker, 1993)提出“资源受限”理论框架,认为由于贫困父母始终处于经济危机的状态,因此他们难以有足够的金钱和精力,用于开发孩子的人力资本。家庭结构也会影响贫困代际传递,未婚母亲和单身母亲培育的孩子,成年后都有较高贫困率,单身母亲的孩子成为穷人的可能性为双亲家庭孩子的5倍(38%7%)(Corcoran,1997)。生长在不完整的家庭中,孩子得到家庭经济资源、非经济资源(如家长监督、关注)和社区资源的机会较少(Corcoran, 1995)。由于领取生活保障变成了一种贫困陷阱,福利制度被认为是贫困问题的根源(Mead,1986;Boggess&Corcoran,1999)。穷人对社会帮助的依赖发展并复制了底层群体,随着父母和社区居民的贫困烙印消失,孩子成年后会产生对福利本身的依赖。

长期贫困人群的脆弱性特征明显,其经济资本、文化资本、社会资本以及政治资本都十分薄弱,缺乏固定财产和人力资本积累等相应的防御能力,难以面对自然灾害的风险、宏观政策调整的冲击、家庭成员伤亡的压力等,一旦遇到“风吹草动”,暂时脱贫的长期贫困群体很快返贫。除此之外,长期贫困更容易发生在农村地区,一些自然环境恶劣的边远山区和社会发育程度较低的少数民族地区长期贫困现象更为严重。

长期贫困人群中既有长期处于绝对贫困状态的,也有长期处于相对贫困状态的。个人或家庭一旦陷入长期的相对贫困,在社会阶层流动中基本上就处于固化状态,很难向上流动来改变其所处的社会底层位置。长期持续的绝对贫困几乎是没有可能依靠自身力量跳出贫困陷阱,必须依靠社会福利。比较而言,消除长期的相对贫困比消除长期的绝对贫困难度大。

五、长期贫困的测量

虽然学界习惯将贫困状态持续5年或5年以上作为长期贫困的度量标准,事实上这主要是从经验角度和研究便利考虑的。尽管如此,按此标准将贫困者分为不同组群,研究其特征和长期贫困的原因,对制定和实施有针对性的反贫困战略是有重要意义的。

长期贫困的测量主要有两个方法。一是定量方法。定量面板数据(也就是时间序列)分析是研究长期贫困的主流方法。通过对受访者进行多轮追踪调查,或者使用大型调查数据库,分析长期贫困与其他变量的回归关系,以发现长期贫困的影响因素。二是定性方法。定性研究以民族志为主要方法,以半结构式访谈、家族谱系图为主要研究工具,以“最大差异的信息饱和法”确定样本量,对贫困家庭进行深度调查,分析判断长期贫困发生率及其影响因素。家庭是定性研究的重要分析单位,通常被定义为“住在同一屋檐下”。Miller(1997)认识到家庭内部存在分层,尤其是性别、年龄和健康状况所带来的差异。在许多地区贫困家庭的女孩难以获得足够的教育和医疗保健。

长期贫困的测量至少有以下几点值得注意:第一,西方发展经济学家认为除了关注贫困人群的收入指标外,应更多地关注贫困的多维指标。他们认为从古典经济学的收入和消费的角度来研究贫困还不足以说明贫困为什么会长期而顽固地存在。将非货币变量如能力不足、社会排斥等概念引入到长期贫困的分析当中,对于把握长期贫困的实质以及政策制定是重要的。第二,对个体贫困的测定和跟踪十分困难,贫困人群长期的数据更难获得。因此长期贫困研究一般都是采集家庭的数据。第三,和传统的贫困研究一样,长期贫困也区分了绝对贫困和相对贫困, 但大多数研究者事实上研究的是长期绝对贫困。

对长期贫困进行精确测量存在诸多困难。目前主要有三种方法:一是直接根据个人或家庭在一段时间内经历贫困的时间长短来判断其属于长期贫困或暂时贫困;二是对一定时间段内的贫困进行纵向加总;三是在纵向加总长期贫困时,使用贫困线及持续时间两条标准线。也就是说先将贫困家庭区分为长期贫困和暂时贫困之后,再对长期贫困家庭所遭受的贫困进行纵向加总。

国外近期研究揭示中国农村绝对贫困人口中有20%-25%的人处于长期贫困(CPRC,2005)。McCulloch 和Calandrino(2003)应用从四川农村采集的数据分析后显示44%的农村人口至少经历过1年的贫困,从消费贫困(Consumption Poverty)意义上讲有6%的农村人口经历过持续5年以上的贫困。Jalan和Ravillion通过分析中国西部云南、广西、贵州三个省份的面板数据发现大约有60%的农村贫困人口处于长期贫困状态。Gustafsson和 Ding的分析强调中国少数民族人口中,有6.2%的人经历了3年时间的贫困,相比较中国汉族地区人口持续经历3年贫困时间的比例为3.3%。更进一步的分析显示:少数民族贫困户中经历长期贫困的比例为20%,而汉族贫困户中经历长期贫困的比例为23%。由此可见,西方学者对中国农村长期贫困的研究结论出入较大,只能说明中国农村存在长期贫困这个现象。

自21世纪以来,长期贫困作为事实业已得到国内学者的重视。相关研究发现我国长期贫困所占的比例远远高于暂时贫困,个别时段内呈现微弱的上升趋势;贫困群体中结构性贫困家庭多于偶然性贫困家庭;在长期贫困初期,教育不足导致长期贫困,且两者存在线性关系。还有研究在回顾人力资本、先天缺陷、疾病和健康等对长期贫困的影响基础上,提出家庭负担系数、房屋所有权、与县城的距离、医疗保障、自然灾害、社会资本或政治资本对长期贫困存在影响。

对于贫困代际传递的实证研究也存有定性与定量两种取向。定量研究主要利用国内数据库资料,通过统计分析面板数据等计量方法,探究父辈与子辈在经济收入等方面的统计学意义。相关学者利用CHNS数据,对1988-2008年间中国农村贫困代际传递展开研究,发现我国农村存在非常显著的贫困代际传递现象,虽然在2003年以后贫困代际传递有所下降,但是相对贫困层面的代际传递依然突出。相关学者围绕农村贫困家庭的代际传递问题进行测算和分析表明,与农村非贫困家庭比较,贫困家庭的代际收入弹性大,收入流动性较差。有研究发现贫困群体的代际收入流动性较低,父代贫困导致子代贫困的概率达60%。定性研究以深度访谈为主,有学者运用质性研究的方法探讨了西部农村贫困代际传递的主要影响因素,包括受教育程度、职业地位以及社会关系网等自致性因素;父亲的经济地位、社会关系网以及子代儿时的家庭结构等先赋性因素。还有学者以大小凉山为例研究发现父辈贫困的家庭,陷入长期贫困的概率增加;父辈不贫困时,即使家庭现在已经陷入贫困,这些贫困往往属于暂时贫困或者短期贫困。

六、结语

按照最新的贫困标准,静态估计我国农村贫困人口总量约7000余万人,相当于一个中等国家的人口总量,其中大部分分布在中西部及少数民族地区。近三十年来,中国政府对贫困线做了三次大的调整,总的趋势是提高了贫困标准并逐渐与国际贫困标准线接轨。无论如何调整贫困线以及操作层面如何识别穷人,始终有一些贫困家庭没有脱离贫困。长期贫困形成的贫困陷阱,叠加上扶贫效率不高形成的扶贫陷阱,两者将对中国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形成严重制约。

国外长期贫困和贫困代际传递研究已经基本形成理论体系和分析框架。但是基于以下原因,我们很难简单拿来研究中国长期贫困问题:一是西方(尤其是欧洲)社会福利制度导致贫困群体形成福利依赖,进而形成贫困代际传递的结论,不适合解释中国现行社会福利制度下的长期贫困及代际传递现象;二是西方后现代社会形成的单亲家庭现象及家庭教育结构对贫困代际传递的重要影响,与中国现阶段家庭结构及家庭教育结构对贫困代际传递的影响是不同的;三是西方社会公域和私域里的资产和资源在代际之间传递的制度背景与我国存在巨大差异。

长期贫困及其代际传递的形成原因是复杂的。马克思指出在资本主义私有制条件下,工人阶级及其后代无法摆脱受压迫、受剥削、受奴役、受贫穷困扰的命运,贫困将在工人阶级及其家庭中代代相传。国家水平理论(national level theory)认为长期贫困的主要原因是落后国家低下的管理水平和缓慢的经济发展,这些国家往往政局不稳、冲突不断,政府治理能力不足影响储蓄、投资和就业等,进而造成贫困人群的收入和消费水平无法增长。

早期的贫困测量考虑了贫困的三个方面,即贫困人口的数量、贫困人口收入与贫困线的差距、收入的不平等程度。阿玛蒂亚·森在对贫困加总问题进行分析时发现,贫困发生率的测量方法简单易计算,但是不能认识贫困的程度;贫困深度指数可以测量贫困程度以及计算缓解贫困所需要的转移支付,但是不能评价贫困发生率。在此基础上,阿玛蒂亚·森构建了加总贫困的森指数,该指数综合了贫困发生率和贫困深度指数,从广度和深度对贫困进行测量。但是对于动态贫困的测量以及加总问题,对于多维度贫困的测量以及加总问题,森指数是无能为力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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