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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罗中枢:中国边疆学的机遇与挑战

发布时间:2017-06-02 17:17| 浏览次数:595 | 发布人:root

中国边疆学的机遇与挑战

(编者按:《边疆讯息》之“纵论边疆”栏目以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中青年学者深度访谈边疆研究专家形成的口述报告为主。编辑发送的报告经过受访者本人审定。本期推送的报告根据20161021-22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期间的访谈整理而成。此次论坛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联合主办。)

嘉宾简介:罗中枢,教授,博士生导师。四川大学原党委常务副书记、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国际关系学院院长、四川大学喜马拉雅文化及宗教研究中心理事长。主要研究方向:政治学、哲学与公共管理。


访问员:(以下简称您这些年关注和研究边疆问题,并组织力量为国家建言献策,是一种使命还是一种自觉?您是如何走上边疆研究之路的?推动您从事边疆研究工作的动力是什么?

罗中枢(以下简称):边疆研究涉及现实与历史交汇的宏大领域,我对西部边疆问题的关注同样缘起于现实与历史的际会。从现实来说,近年来边疆地区尤其是西部边疆地区不安宁,引起国家和社会的重大关切。周边不稳,和平发展环境就面临挑战;边疆不稳,改革攻坚克难就面临风险。不管是对于外还是对内,边疆都不是小问题。在全面建成小康社会、实现中华民族伟大复兴的重要历史关头,国家的崛起、人民的福祉、社会的稳定,都与边疆问题息息相关。所以习近平总书记作出了“治国必治边”的战略判断。我国西部边疆毗邻中亚、西亚、南亚、东南亚,周边地缘政治关系复杂多变,武装冲突与人道灾难频发,恐怖主义与宗教纷争严峻,特别是美国实施“重返亚洲”战略,对整个中国边疆地区的稳定与发展乃至对中国的和平崛起形成了压力。因此,边疆问题关乎全局,边疆地区是国际与国内两种风险叠加地带,是推进“一带一路”建设的战略大通道,是我国构建周边命运共同体的战略支撑点,也成为中央统筹国际国内两个大局的重要抓手。

从历史上看,边疆稳则国家安,国力盛则边疆强。我国是一个统一的多民族国家,边疆地区处于国家政治、经济、社会治理的边缘地带,一般是民族聚居区域,这些地带恰好也是治理上的薄弱区域,政治安全稳定、干部队伍建设、民生事业发展、经济社会建设领域的挑战严峻,如果不能很好地处理边疆地区稳定、发展、改革的关系,就可能形成影响整个国家治理和发展的短板。四川大学是中国边疆问题研究的先驱者之一。作为四川大学前身之一的华西协和大学,早在上世纪20年代就成立了华西边疆研究学会West China Border Research Society),这是中国近代第一个以华西边疆研究为宗旨的国际学术机构,该学会创办了中国最早的边疆研究学术刊物《华西边疆研究学会杂志》,形成了边疆研究流派。在随后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的全民族抗战中,华西边疆研究与当时的许多其他研究一样,湮没在历史的深处。但是,华西边疆研究聚焦边疆问题的理论视域、探索边疆理论前沿的学术传统、回应国家需求的学术自觉传承下来,成为四川大学的重要校史和宝贵史料。作为一名川大人,我比较深切地体会到来自历史深处的回声所蕴含的边疆研究情怀。

西部边疆还是国家扶贫攻坚的重中之重。十八大以来,中央描绘了全面建成小康社会的宏伟蓝图。沿海和内地按照既定目标全面实现小康应该不成问题,真正的难点是在边疆民族地区,尤其是新疆、西藏、云南、广西等西部边疆民族地区。这些地区自然条件恶劣,历史欠账较多,人与资源矛盾突出,贫困人口集中连片,经济文化因素相互交织,如何实现小康建设的目标,面临严峻的挑战。中国在改革开放几十年来推进的梯次发展战略中,发展优先级主要是从沿海到内地,而内陆边疆地区发展相对滞后,西部边疆地区的发展问题应引起我们的足够重视。因为中国要建成国富民强的现代化国家,必须坚持走社会主义的共同富裕道路。如果东中部地区越来越发达,西部地区尤其是边疆民族地区长期落后,东、西部地区差距将会造成经济发展与生活水平沿民族区域划分的错觉,经济发展问题就容易扭曲成民族政治问题,造成严重的民族矛盾和利益冲突。边疆地区的发展和民族地区的脱贫,已经不再是一个简单的经济问题,不仅仅是地区间的贫富差距问题,而具有深刻的政治、社会涵义。前苏联、前南斯拉夫等不少多民族国家都曾在民族问题上付出过沉重的代价,这些国家的经验教训值得我们高度重视。

西部边疆研究亟需为国家发展战略提供智力支撑。改革开放以来,中国经济规模已居世界第二。但是也应看到,我们的治理能力和战略谋划能力滞后于全球大国地位。中央适时提出了治理体系与治理能力现代化的建设目标,说明我们在治理的诸多方面准备不足。近年来,边疆学的发展已经很成气候,但也还存在诸多不足。譬如,单一、封闭、分割的机制束缚;重复研究造成智力资源浪费;问题导向的政策引导力度不够;多学科、多部门、多地区协同研究较弱;研究成果转化机制不健全;评价上重数量轻质量、重学术轻应用;尚未实现边疆学学科体系的独立设置;理解国家战略、熟悉边疆实务和了解社情民意的人才紧缺;国际交流合作比较松散;与边疆密切相关的重大问题如国家治理、民族问题、宗教问题、周边局势等研究滞后,理论储备不足。这些不足,致使学界难以就西部边疆重大突出事件、反恐与维稳、安全与发展战略提供及时有效的综合应对之策,边疆的理论研究、人才培养、学科建设和决策咨询等,都还难以适应中国崛起的需要。国际政治的历史表明,大国崛起必须要有充分的智力支撑。英国、美国、德国等确立大国地位时期,都曾经提出过与国家战略相适应的、有大国气派和视野的理论和方略,都曾建立起包含利益边疆理论在内的边疆研究学科体系、学术体系、话语体系。现代边疆概念已经不再局限于领土边疆,已经超出传统的领土、领海和领空,向海洋、太空、软边疆乃至无形的信息空间扩展,大国的边疆观不能再是建筑长城、画地为牢式的边疆观,而应具有多重维度。国家安全所涉及的范围,不应仅仅局限于传统的领土边疆,而应扩大到国家利益发展的利益边疆。在这方面,国内研究严重不足。

2012年左右,我多次组织和参与川大专家的论证,大家畅所欲言、观点交流碰撞,越论证越觉得边疆安全战略问题是国家急需研究的重大问题,是大问题、真问题,既是急需研究的现实问题,也是值得长期研究的理论问题。在人文社会科学领域,除了传统的理论思辨和资料整理,关注现实问题是把学问深入做下去的很好方向,准确锁定国家重大急需是最有可能获得重大原创性成果的路径。四川大学是国家一流大学,必须承担起国家、时代的使命,急国家之所急,应时代之所需。人文社科的专家学者应该关注国家发展和大国崛起中的重大问题,并通过自己的深入研究思考提出成熟的见解,形成有分量的对策建议。再说,四川大学地处成都,成都对整个西部边疆地区具有很强的辐射能力,是国家经略西部边疆地区的重镇。四川非疆而临疆,相比处于西部边疆地区的一些大学和研究机构,四川大学在聚集一流人才、建设文献数据库、联系重要党政部门、开展国际交流合作等方面,有自身的优势。加上川大学术氛围浓厚,边疆研究历史悠久,国家支持力度较大,在川大建设西部边疆研究中心很有必要。进一步从学科方面看,川大具有边疆研究的学科基础与学术积累,这些年已经形成相互协同的涉及边疆研究的学科群落。比如,边疆治理与宗教问题密不可分,很多边疆问题都与宗教问题相关,川大宗教学研究所在国内宗教学研究领域是数一数二的。再比如,南亚是西部周边关系研究的重要方向,川大南亚研究所是中国南亚研究的重要基地,在南亚研究、中印关系研究和周边环境研究等方面具有重要影响。川大和藏大共建的中国藏学研究所则是国家涉藏研究的重要基地。近年来,川大还在新疆的经济社会发展、反恐维稳、民族关系、宗教管理等方面撰写了不少决策咨询报告。川大的历史学、法学、公共管理学等都比较强,这些学科也与边疆研究有很多交叉,产出了大批研究成果。可见,川大边疆研究的学科优势比较明显,而且基本形成了点、面结合的学科布局,发展潜力巨大。

关于推动我从事边疆研究组织工作是一种使命还是一种自觉这个问题,我觉得两者都有,既有使命感,也有自觉性,始于使命感,后来加深了认识,逐渐觉得边疆研究不再是一种外在负担而是内在的需要。实际上中国学者大多是有家国情怀的,修身、齐家、治国、平天下就体现了知识分子的家国情怀和社会责任感。研究边疆问题有利于国家战略急需,有利于国家崛起和民族复兴,有利于全面实现小康,有利于民族团结和睦,家国情怀与个人的学术兴趣结合起来,就可以变成一种自觉。当然,学术自觉不是一蹴而就的,很难说哪一天就突然有了这种自觉,这是一个从感性到理性、从思辨到情感的过程,逐渐感觉到非做这个事情不可,而且应该以科学的态度长期从事这项事业。我本人关注边疆研究也经历了一个认识深化的过程,过去并没有做边疆研究,对边疆问题的关注也不多,长期生活在内地,老是觉得边疆在地理上和关联性上都比较遥远,后来去西藏、新疆、云南、尼泊尔、印度等地实地走了一圈,逐渐对边疆地区的情况有所感知和思考。感觉到不能再局限于自己传统的研究领域和学术兴趣中,应该及时回应时代的需要,努力解答社会的困惑,多想一些国家的事情包括边疆的重大问题。所以总的来说,我对边疆问题的关注还是在国家需要背景下个人逐渐实现学术自觉的一个过程。

我本来是学哲学的,接受的学术训练比较适合于研究跨学科的宏大的、综合性的问题,习惯于超越历史、社会、政治、经济等具体学科的范畴,统筹考虑一些相互联系的和带有规律性的问题。边疆现象涉及政治、经济、社会、历史、民族、宗教、法学、国际关系等多方面因素,需要综合多学科并进行提炼与升华。而哲学思维和方法正好有助于帮助我们怎样从现象到本质,从外在世界深入内在世界,从现实问题升华到精神层面。在过去的哲学研究中,我比较关注康德和休谟的哲学,对认识论、人本主义和人性问题比较感兴趣。这种哲学背景使我比较关注人的问题,比较容易从以人为本的理念来探索边疆问题。我发现,边疆问题无论是边疆认知、边疆安全、边疆稳定、边疆治理还是边疆的扶贫攻、国家认同等等,从根本上说都是人的问题,都与人的认知、认同、利益、文化、价值追求等等相关,因此应该从主客体关系方面、以人为根本来研究边疆安全、稳定与治理。再有,我的博士研究方向是宗教学,研究过道教哲学和宗教学基本原理,读过道教、佛教、伊斯兰教、基督教、印度教的一些经典,这样的宗教学背景对我理解和研究边疆治理中的宗教现象,认识和把握边疆民族地区宗教问题的本质、原理、戒律、演进以及相同性和相异性等,也是有帮助的。

正是基于上述的使命、情怀、专业背景等多种因素,我在50多岁时开始进入边疆研究领域。从我个人的角度看,这实际上是一个从机缘巧合到研究兴趣再到学术自觉的过程。我倒不是期待自己在边疆研究领域搞出多少大学问,写多少篇论文,出多少部专著,我最希望的是利用自己在川大工作时间比较长,对学校各个方面研究情况比较熟悉,有一定的协调经验等有利条件,为边疆研究做一些基础性工作,搭建起边疆研究的平台,汇聚一批志同道合的人才,为国家的边疆治理、为川大建设高水平边疆学学科做出一点贡献。我很清楚自己的定位,那就是努力做好服务性工作,把平台搭建好,把机制建设好,把人才聚合好,把学生培养好,让一批又一批有志于边疆研究和人才培养的人能够在川大致力于建设边疆学学科,从事边疆研究和人才培养这项事业,服务于国家和社会。


作为中国边疆学研究的新兴力量,四川大学西部边疆中心的定位是什么?对未来的发展有什么规划或目标?

首先,四川大学已经把西部边疆中心的建设纳入双一流建设的总体布局之中。川大正在建设世界一流大学和一流学科。什么是一流大学?当然有很多考量指标,但是有一点应该是大家都认同的,那就是世界一流大学应当在重大问题上有自己的见解、话语权和影响力,在人才培养和某些重要研究领域具有自己的特色和国际影响力,而不仅仅是在四川、西部和中国有影响力。边疆问题涉及国内外,其研究离不开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文明。至今,比较一致认同的边疆研究理论并不很成熟,边疆学的理论框架、原理、方法等还需要我们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发展需要深入探索、努力构建。中国的边疆不同于世界上很多国家的边疆,是一个非常复杂、非常综合并在世界上非常独特的研究领域。中国是世界性大国,中国边疆深刻嵌入在地缘板块中,中国的边疆问题具有深刻的地缘政治、地缘文化、地缘文明背景,中国视角的边疆研究将成为国际区域研究中不可或缺的学科高地,也比较容易将独特的视角、方法、理论等优势转化为国际影响力。如果我们能够在中国边疆研究、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方面有所建树、独树一帜,形成学派,就不仅能够占领国内相关领域的高地,而且能够填补国际相关研究领域的空白,具有世界影响。国外学界也在研究中国边疆问题,但他们更多是从地缘的角度进行研究的,这与我们现在结合中国历史文化和当代社会发展研究边疆是不一样的。国内已有许多学者在研究边疆问题,但往往是从历史地理或民族文化的角度进行研究。川大牵头的西部边疆中心致力于推进协同创新,联合相关院校和科研单位以现实问题为重点,兼顾周边区域和国际关系来研究边疆问题,并且促进多学科交叉,聚焦新疆、西藏、中亚、南亚、喜马拉雅、一带一路等场域,把理论研究、应用研究、决策咨询与数据库建设、人才培养和学科建设紧密结合起来,这样的协同创新是一项很有意义的系统工程。中国边疆在中国及其周边、在东方而不在西方,应该结合中国、周边、区域因素特点和国际背景来研究。如果我们具有全球视野和宽广胸怀,能够积极主动加强与国内和世界上其他国家学者的合作交流,我们就很有可能实现边疆学学科的崛起;如果我们真正把中国边疆问题研究透了,并构建了成熟的中国边疆学学科,国外相关学者就会到中国来学习边疆学,并接受中国视野下的边疆理论体系,这样,一流学科的高峰就成长起来了,边疆学也就成为川大进入世界一流大学的一条重要路径。

第二,川大西部边疆研究中心在挑战中创建,开局顺利且已经取得了一定的成绩。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于2012年成立, 2014年时确立了为兴边富民、强国睦邻和国家长治久安提供智力支持的清晰定位,并具体提出了五个目标和四个服务。五个目标是:努力将中心建设成西部边疆科学研究的高地、决策咨询的智库、人才汇聚的基地、新兴学科的摇篮、学术交流合作的平台;四个服务,就是服务于边疆稳定发展,服务于国家安全战略,服务于周边睦邻友好,服务于推进一带一路建设。过去四年,中心抓住机遇,艰苦创业,开拓进取,迎接挑战,做了大量的工作。协同工作需要花费大量精力,协同不是一个单位在做,而是要联系方方面面一起来做,中心的很多老师需要同时承担行政工作和教学科研工作,在边疆中心工作完全是一种付出、奉献和责任感、使命感,聚精会神建设平台、引进人才、培养学生,建设学科。中心现在依然处于探索阶段,面临很多困难。但是过往几年的不平凡历程使我们有充分的理由相信,中心在未来一定能够实现以上五个目标和四个服务。中心已经成为四川省的协同创新中心和四川省委首批新型智库,入选南京大学和光明日报合作评选的首批中国智库索引来源智库名单。我们还要争取成为四川省和教育部的哲学社会科学重点研究基地,搭建起围绕边疆研究的多学科交叉的大平台。目前,西部边疆中心已经筹资3000万元建成了喜马拉雅文化及宗教研究中心大楼,正在建设喜马拉雅多媒体数据库,推进作为国家创新创业试点基地项目之一的“‘一带一路创新创业平台建设。在此基础上,要继续培育有优势和特色的研究方向,如新疆发展研究、涉藏问题研究、边疆非传统安全研究、民族地区反贫困研究、疆域理论研究、数字喜马拉雅研究、一带一路研究、周边关系研究等,还要和国外知名研究机构合作建立研究所,以此逐步拓展边疆研究的覆盖面,做到点面结合,形成相关研究相互策应、彼此协同的局面。我们最近召开的非传统安全研究前沿与趋势学术研讨会就很有意义。以往边疆安全研究的重点主要在国家传统安全方面,如军事冲突、边界划分、保边固疆等,现在边疆安全问题中的非传统安全因素越来越多,如跨境贩毒、恐怖主义、跨国洗钱、生态安全、网络信息安全等,所以我们的边疆安全研究也要根据发展的需要,不断拓展研究视域。

当前,西部边疆中心要努力做好七项重点工作,在协同、聚才、研究、资政、育才、启民、交往方面持续深耕:

一是协同。要尽可能促进西部边疆研究力量的协同。在校外,要努力在校地、军地、校校、中外之间建立起通畅的协同机制;在校内,要促使各个相关学院、中心、学科、团队、学者聚焦边疆问题,形成交流、合作、共享机制。中心要围绕边疆学、边疆安全、边疆治理、周边关系等方向,推动形成边疆学的若干学科群落,在边疆研究的大平台上,多个研究团队相互独立、相互交叉、相互协作,在保持各自研究优势的基础上共同推动边疆研究的整体水平。大平台与多山头的关系,犹如拳头和指头的关系,指头强壮、灵活、协调,就可以捏成有力拳头。当然,协同需要做大量的工作,这也是最耗神、最困难的,毕竟不同的研究机构属于不同的体系,不同的研究人员有不同的思路。目前边疆研究还比较散,不能很好适应形势发展的需要,我们要以更大的力度和诚意来促进协同工作。

二是聚才。我们重视学科的多样化,在引进年轻学者时就考虑到了多学科交叉的问题。我们重视人员结构的多样化,不仅引进青年学者,也引进中年学术带头人,还要通过旋转门机制从实务部门引进人才。目前,西部边疆中心已建立跨区域、跨单位、跨学科的研究团队和师资梯队。近三年面向海内外选聘了约20位专职科研人员,他们分别来自美国印第安纳大学、法国巴黎七大、北京大学、复旦大学、南京大学、四川大学、中山大学、上海交通大学、中国社科院等高校院所,专业背景涵盖了政治学、社会学、历史学、民族学、管理学、法学、地理学等多学科领域。中心还积极引进来自海内外一流高校的专家,聘请了数名实务部门的专家到中心任专职教授。在聚才过程中,我们特别重视德才兼备、志同道合,有共同的使命感、责任感和兴趣,能够合作干事创业,这样才能使人才优势转化为学科优势。我们求才若渴,西部边疆中心建设多长时间,就要聚才多长时间。在人才引进上要大气要宽容,视野要开阔心胸要宽广,要鼓励别人超越自己,鼓励年轻人超过自己的老师,只有这样,平台才会越做越大,越做越强,才能真正使超越势头成为传统,一代一代传承下去。

三是研究。除了边疆基础性研究之外,我们正在开展一系列有特色有原创性的研究工作。争取2017年出版一批丛书和集体发声的成果,如《中国边疆安全研究报告》《中国非传统安全蓝皮书》等。此外,通过编辑《西部发展研究》和边疆学丛书,整理华西边疆现当代史料、西南西北历史地理文献等,中心已经汇聚了一大批与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相关的原始资料和研究成果,对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形成了支撑。

四是资政。西部边疆中心具有鲜明的新型智库性质。中心成立以来,始终将高水平决策咨询报告作为重点,目前已向中央部委报送决策咨询报告300多份,仅2016年就上报80多份,资政建言工作潜力巨大、增量明显,今后要继续加强这方面的工作。

五是育才。西部边疆中心担负着人才培养的重任,已连续几年招收博士、硕士研究生,2014年又启动了大学生创新训练计划,向边疆政治、社会、史地、经济研究领域的专家征集参考选题,面向四川大学本科生发布选题,吸纳对我国西部边疆感兴趣、有基本研究能力的学生组建团队进行科研训练,为培养边疆学研究后备人才。几年来,中心已经吸引了近300名来自不同学院、不同专业的本科生,组织开展了86大创项目,其中包括8个国家级和6个省级重点项目。项目主题既包括边疆基层治理、社会民生、民族关系、跨境贸易和史地资料整理等方面,也包括大数据、GIS、全景漫游等新技术在边疆研究中的应用。育才不仅仅是培养学生,还包括让年轻人成长起来,成为学术带头人、学科带头人、学术大师。现在西部边疆中心的这批年轻人素质不错,都很勤奋,他们是中心未来的希望,相信他们在博学的基础上能有专攻,经过五年、十年、二十年的努力,一定会成长起来。

六是启民。边疆问题是国家、社会、群众广泛关注的热点问题,边疆中心应当担负起宣传边疆政策、传播理性声音、解答社会困惑的责任。中心鼓励研究人员就国内外热点问题发声,及时为群众提供专业、理性的分析,让社会和老百姓了解边疆和周边发生的问题及其原因和走向,向社会各界普及边疆学的基本常识,引导社会舆论。为此,我们鼓励更多专家到重要的媒体去讲、到电视台讲,凭借专业性扩大影响力,使西部边疆中心不仅对国家决策层具有影响力,而且对社会和公众有影响力。

七是交往。那就是积极主动地和国内外的研究机构和智库开展交往,合作开展研究,建立起智库对话机制。目前中心已经与剑桥、牛津等高校和一批研究机构、智库建立起实质性交流合作关系。未来,我们的研究基础会更加坚实,研究实力会更加雄厚,合作交流的信心也会更强,我们会进一步开展高水平的交往、交流、合作工作。


当前学术界对边疆内涵的认识,也是“仁者见仁智者见智”。您是如何理解“边疆”和“边疆学”的?

■边疆是一个内涵与外延都比较复杂的概念。边疆首先是一个地理范畴,但又绝不仅仅限于地理范畴。我觉得,研究边疆问题应该注意到“点、线、面、带、体、网”等多重维度。第一,“点”的维度。关口、要隘、界碑、口岸、哨卡等,都是具有主权象征意义的地理上的边疆“点”。比如,说到北国边疆,我们这一代人自然就会想到电影《白桦林中的哨所》,想起军旅歌曲《小白杨》中“一棵呀小白杨,长在哨所旁,根儿深,干儿壮,守望着北疆。”说到西部边疆,人们就会想到“神仙湾哨所”、“红旗拉普口岸”,等等;第二,“线”的维度。当地理上的边疆“点”连接起来,就成了“线”,即边界线。边界至少有几层作用,一是对内,边界线是一国内部的人民活动的区域,也是国家与公民之间法律关系的主要场域,国家的主要责任在于固守边界线划定的地理主权范围,并保障好国内人民的安定生活。二是对外,边界线对外标定主权范围,不准外面的人随便进来,也不准里面的人随便出去。三是内外互动,边界线通过标定国家疆域范围,厘定毗邻国家的主权关系,保护相互的主权,同时以此为线,也可以使国内与国外的人和事形成有序、良性的互动。第三,“面”的维度。特定的边界线两侧一定纵深范围内的地区,通常称为“边境”,因其临近边界而具有一些特殊意义,比如边境地区担负着边境管理、战备等职责,以及实施区域开放政策等。第四,“带”的维度。边疆的“面”相互连接成带状区域,通常称为边疆。按照Owen Lattimore的说法,边界是线,边疆是带,不是某个点、某条线、某个面,而是若干个面所形成的边疆带。第五,“体”的维度。边疆带拓展到陆疆、空疆、海疆,便形成了立体的边疆。第六,“网”的维度。上面所说的点、线、面、带、体维度,大体上都还属于地理的、硬的范畴。我之所以加上“网”的概念,主要是想弥补上述边疆概念的维度限制。实际上,全球化时代的边疆已经不完全是一个地理的、硬的概念了,边疆概念中已经加入利益、法律、文化、网络等软的因素,已经成为网状的、软的场域范畴。也就是说,应该从“网”的维度来理解边疆。比如,美国在海外部署了很多军事基地,以维护其遍布全球的利益,所以美国很重视自己的利益边疆,边疆“网”上的各个节点,都成为美国利益边疆的点。当然,边疆研究要有广阔视野,但边疆概念不能虚无化,在上述的“点、线、面、带、体、网”概念中,并非所有的问题都要装到“边疆”概念中,但对于实践中出现的新的边疆现象和边疆维度,我们的边疆概念应当具有充分的解释力。比如,利益边疆的“网”总有节点,这些节点常常会超出国家的地理边疆,利益边疆延伸到国外,在国外的“点”与“线”,就可能形成国家的利益飞地。再比如,网络主权涉及到多种复杂的信息交织地带及数据交换关系,在网络空间中维护国家的核心利益,同样需要捍卫数据权力的场域。

此外,边疆还是一个包含了政治、民族、社会、文化的多维度、多层次复合概念,涉及国家形态、历史演变、族群关系、文化形貌、治理理念等多种因素。所以有专家指出,边疆研究必须反观与其密切相关的主体,如民族、国家、体制、结构、走向等问题。我觉得边疆研究之所以重要,在很大程度上就在于此。充分理解边疆尤其是中国边疆,可以使我们深刻认识并领悟什么是中国?什么是中国人?什么是中华民族?什么是现代国家?什么是现代社会?什么是中华民族实现伟大复兴的时空场景和意蕴指向?如果没有对边疆的系统深入研究,就很难认识、理解和把握上述重大问题。从历史的角度看,中国边疆涉及到中华民族如何形成这一重大命题,秦代、汉代、唐代、清代和现代的地理版图很不一样,如果仅仅从地理范畴来认识边疆,那么我们主要是凭借什么来理解中国中国人中华民族的?所以,我们应当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的观点和方法来研究和审视边疆问题,进而更透彻地认识、理解和把握与边疆密切相关的主体,如民族、国家、体制、结构、方略、走向等等。

倒过来反思边疆概念,我觉得边疆是一个相对概念。首先是相对于中心而言的。这是我们原始意义上的意涵。边疆是相对于国家中心的边缘部分,是距离政治中心比较遥远的非核心区域。对于中国的政治经济中心而言,新疆、西藏等处于边疆区域,它是靠近国界的领土地带。其次,相对于邻国而言,民族国家有边界也才有边疆,边疆指靠近国界的领土、地带或疆域。第三,相对于主体国家的状况而言,边疆是与主权利益相联系的,是服务于国家性质状况和意志的,以国家利益为依归,边疆的内涵与外延与国家实力相联系。边疆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实在性。但是今天的边疆不是昨天的边疆,明天的边疆也许又会有变化。随着国家的发展成长、科技和文明的进步,人们对边疆内涵与外延的认识也必然发生变化。其实,边疆观念、范式及其意义和价值从来就不是一成不变的,其意义流变和指向取决于主体的性质、状况和意愿并服务于主体的需要。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和一带一路建设的推进,传统的边疆观念正发生巨大变化。一带一路将中国边疆置于跨区域互动的长链条之中,现在,我们理解的中国边疆不仅仅是对外开放的前沿,而且还是沟通内外的重要节点以及对内、对外开放的核心区域。

对于边疆边疆学的理解,我还想借用康德哲学的一个重要概念——“范导。什么是范导?一是规范,二是引导。作为本体的自在之物和作为理念的自在之物,其意义和作用是很不一样的。作为理念的自在之物是我们精神的投射或建构,我们去追寻、理解和论证它,在探索追寻的过程中,经验得以扩展,知识得以进步,精神得以升华,我们在过程中不断接近真理。纯水纯气在现实中本来不存在,但是这些理念可以范导即规范和引导我们的科学探索。这就好比是阿基里斯所追之龟,阿基里斯虽然永远无法追上却又永远在他的前面引导他前行。我觉得,现在我们不必花过多的精力去争辩边疆是实在的还是建构的,边疆学存在与否或成熟与否,我们应更加关注关于边疆的研究如何更有理性阐释力和理论说服力,关注是否应当建立边疆学、怎样建立边疆学以及建立边疆学可以发挥什么样的作用、有什么样的价值。我们可以聚焦边疆问题,跟踪边疆现象,从不同的学科角度去研究它、认识它、理解它,从而范导边疆研究和边疆学建构向着更高的层次、更深的程度、更宽的领域发展。


嗯,罗老师关于理解边疆“六维一体”的观点,从主体客体关系方面来理解和把握边疆,以及边疆研究的“范导”功能,都具有启发意义。

边疆的深入研究是一个很长的过程,我觉得不要急于从现有认识水平或从某一个学科角度,急于给边疆边疆学等等给出理想的、完美的界定和阐释。这样做无助于边疆的深入研究和边疆学的繁荣发展,应鼓励百家争鸣、百花齐放,吸引更多的学科专家从不同角度来关注这一领域,探究边疆问题。总之,学术共识是一个水到渠成的过程,不宜急于求成。


罗老师强调“注重过程”——多学科探索的过程,很深刻!边疆研究确实需要一个“百家争鸣”的过程。再有一个问题就是,上次开会时您曾提出“人本主义”边疆观或边疆治理观,核心是什么?能否介绍一下。

我当时是说要以人为核心来谈边疆治理,如果再扩展一点,也可以说是要联系主体来理解边疆这个客体。边疆是客观存在的,具有区别于主体的独立性和实在性,这是不以任何人的意志为转移的。但是,边疆也是一种与主体相关联的客体,边疆要成为我们的对象而不是自在之物,就应该从主客体关系中,从实践活动和过程中,从价值关系中来认识、理解和把握它。按照马克思主义哲学理论,人类是通过实践活动来认识和改造世界的,实践由主体、客体、中介三个方面构成。边疆问题的主体,包括国家、民族、集团、个人;客体就是指与主体相联系的边疆,包括陆地边疆、海洋边疆、空中边疆、底土边疆以及软边疆等等;中介就是把主体和客体联系起来的各种各样的工具、手段和方法。强调联系主体来认识、考察和把握边疆,强调的是一种思维方式和所应采取的态度,那就是边疆要成为实践活动和认识活动对象,不能离开主体和实践活动来看待边疆、采取机械唯物主义的态度,或不可知主义的态度去看待边疆。事实上,边疆理论具有鲜明的时代性,不同的历史时代,会产生不同的边疆观念;不同的边疆观念,又和国家发展的不同阶段的需要联系在一起,反映出不同的历史特点。

国家、民族、集团、个人这些主体和作为客体的边疆有什么关系呢?首先,从实践上看,具有改造和被改造的关系。主体作用于边疆、改造边疆的过程,也就是在实践活动中去认识和把握边疆的过程,改造它的过程就是认识和把握它的过程,当然同时也是主体被改造的过程。新疆、西藏等边疆地区,尽管是自古以来就存在,但是如果不去研究、不去治理,不去发展,不去改造,就永远不可能深入地认识,也不可能真正地把握。其次,从认识上看,具有反映和被反映的关系。主体对边疆的认识不是照镜子式的机械的复制,而是一种能动的反映。仁者见仁,智者见智,主体的不同,对客体的反映是不一样的。一个青花瓷,工匠看到的是制作工艺;艺术家看到了艺术价值;历史学家看到相关史料价值。所以,研究边疆问题必须不断扩展我们的视野和文化背景的边界线。只有不断提高主体的境界和能力,扩展主体的视野和知识文化背景,真正用动态的历史的联系的观点来观察边疆、认识边疆,才能够更好理解和把握边疆。第三,从价值上看,具有利益关系。边疆具有能够满足国家、民族、集团等主体需要和利益的特性。只有针对不同的主体来分析,才能看出边疆的不同价值。地球上本无所谓边界 (边疆),只有在人类出现并建立了不同的国家之后,人类才用界线把地球表面人为地划分成不同的区域,以此来标示各国所具有的主权范围。只是从民族国家这个主体来看,才有了边界概念。所以,边疆问题从一开始就具有政治性,反映出主体的需要。

总之,我觉得应该从实践、认识和价值等方面来研究边疆问题,边疆是相对于主体而言并凭借主体的实践需要、认知水平、价值追求和能力提升的程度而被界定、把控和利用的。边疆经过主体的改造,不仅成为满足主体需要的有用的对象,而且也体现着主体的意愿、能力和创造性,而主体在认识和改造边疆的过程中,又不断地形成、发展了自己的意愿、能力和需求。因此,无论是作为主体的国家、集团等,还是作为客体的边疆、边界、边境、疆域等,都是随着实践和认识的不断深入而不断建构、变化和发展的。

上面说的这些,或许就是从人本的角度来认识和研究边疆的观点了。我强调要以人为核心来谈边疆治理,核心的意思是不管是什么样的边疆形态,其治理归根到底要抓人、抓人心、抓人情。这个既包括普通群众,也包括干部队伍。哪怕是对利益边疆或对超出国家地理边疆的“飞地”来说,要把控得住、把控得好,最终还是要看是不是抓住了人(包括当地的人)。没有实质上抓住人,边疆地区本是你的但迟早会离开你;实质上抓住了人,一时还不是你的但终究会归于你。印度这些年一直在推动向中印边界争议地区移民,而我们的一些边境地区已成为空心村,这不能不说是一个严峻的问题。不仅边疆治理应该以人为核心,推进“一带一路建设也是这样,我们的利益延伸到那里,对人、对人心、对人情的投资就应该到哪里,不能只见物不见人,不能撇开人来谈建设。


边疆学作为一个新兴交叉学科,像中国社科院边疆所、川大、云大等高校和科研单位非常重视。西部边疆中心已经独立招收边疆学硕士和博士研究生,关于边疆学研究生培养,您认为什么是最重要的?

边疆学是典型的综合、交叉、新兴学科,应该致力于研究边疆及其安全、发展、治理的规律,探讨边疆及其安全、发展、治理的基本概念、基本原理和基本方法,培养边疆治理的德才兼备的人才。因此,作为人文社会科学的研究者或潜在的研究者,是第一位的,必须爱党爱国,有高尚的品德、深切的情怀和严谨的治学态度。再就是,边疆学要努力培养和提高学生的人文素养、科学知识、研究能力和方法。总的来说,边疆学研究生的培养需要在德和才两方面狠下功夫的,帮助学生少走弯路,甚至不走弯路,真正成为国家的栋梁之才。

西部边疆中心已经独立招收边疆政治学、边疆社会学、边疆经济学、边疆史地的硕士和博士研究生,我们认为,德才兼备的边疆研究人才和实务部门人才,应当既有全球视野,又有聚焦和解决区域、国别问题的能力。因此,边疆学应当致力于培养熟悉区域、国别和国际事务的人才;应当进行多学科、跨学科的协同培养;应当重视语言包括外语和少数民族语言的训练;应当有一定边疆调研经历和国际学术交流经历。边疆学不同于传统学科,其培养方案必须体现学科交叉融合、强调实践应用等特点。在研究生的培养方案中,我们设计的平台课程既包括边疆学理论与方法,又包括所依托一级学科的理论与方法;在选修课中,不同研究方向的学生也需限选相应的方向课。考虑到边疆研究的综合性与复杂性,中心还为所有专业方向的研究生开设了专题课程,包括中国近代边疆转型研究、涉藏问题、新疆发展、族际关系、边疆治理、贫困与反贫困、国际关系、喜马拉雅文化研究等,并要求研究生选修民族语言课和第二外语,以鼓励学生拓宽对边疆社会热点、治理难点的了解,提升独立开展边疆研究的能力。

四川大学去年成立了国际关系学院,西部边疆中心是这个新学院中相对独立的研究实体。这样的构架有助于我们既扩展全球视野,又聚焦区域和国别问题。新的时代和新的形势,迫切需要我们培养出一批德才兼备的、既对中国边疆和相关区域地理、历史、语言、社会、宗教、法律、制度、习俗、观念、伦理等有较深入了解,又具有某方面专长的边疆研究人才和实务部门人才。



访问员:

杨鹍飞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

李昊博士,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教授


责任编辑:王卓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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