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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朱晓明:边疆研究应发挥接近性与超越性优势

发布时间:2017-06-24 19:58| 浏览次数:147 | 发布人:root

边疆研究应发挥接近性与超越性优势

(编者按:本文根据2016年10月21日-22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期间的访谈整理而成。此次论坛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联合主办。本文经过受访者本人审定。)

嘉宾简介:朱晓明,1949年生,江苏南通人。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原党委书记、研究员,四川大学客座教授,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西藏发展研究平台主任。


访问员:(以下简称朱书记您好,我知道您主要是从事藏学研究,近年来开始转向边疆学研究了吗?

朱晓明(以下简称):其实我没有转向边疆学,西藏本来就是边疆的一部分,很自然地就和边疆联系在了一起。因为我并没有转向边疆学的理论与建构这方面的研究,而是边疆里面的一个重要地区或者说是一个典型案例,对它的历史现状作分析和研究。

●:重心还是在西藏?

■:对,重点还是在西藏,当代西藏研究。

●:您现在退休了,还是在中国藏学研究中心做一些事情吗?

■:是,我是去年正式退休的,我是1949年7月份出生的,去年已经66岁了,按照干部的任职规定,到60岁就应该退休了,我们一直延长到这个时间。拉巴平措总干事、洛桑副总干事和我,我们三个人都是超龄的,拉巴最大,1942年出生。洛桑比我大一岁,1948年出生的,我们三个人一起退下来。

退下来以后,根据领导干部管理规定,只能兼任一个社会职务,就是学术团体里,不能兼那么多。以前我是中国西藏文化保护协会副会长、中国民族理论协会副会长等等,后来就把那些都给推掉了,因为我现在是中国无神论学会的理事长,是2013年开会员大会选出来的,我不能半截儿就给人家撂哪儿了,这不合适啊,所以只能留这个,而且我担任这个理事长也是经过中央统战部批准的。咱们组织观念比较强嘛,人家请我,我就报告一下,部里说同意,我就去了。当然,本来我并不是这个领域的专家学者,但是我赞成他们的理念和主张,为他们摇旗呐喊。

●:朱老师您是藏学研究的专家,现在边疆学也开始发展,您怎么界定边疆学和藏学之间的关系和界限呢?

■:我觉得这是共性与个性的关系吧,边疆学是共性的,所有的边疆、所有的边疆民族、所有的边疆地区都可以纳入边疆学的研究领域。藏学是其中的一部分,或者说是一个重点。我觉得这是一个大和小的关系,“大”指的是大局。当然,中国是更大的全局。边疆也有边疆的大局,藏学是边疆大局里面的一部分,是这么个关系。

●:中国藏学研究中心是在涉藏问题上为国家制定政策方面重要的智库,您在今后藏研中心以及它的机构设置方面有没有什么建议呢?

■:我已经离开藏研中心领导岗位了,再多说会不会不合适啊?藏研中心是中央统战部领导的一个学术机构,所以它的干部、人事和工作方针,重点课题都是中央统战部管理和布置的,所以它是一个以现实问题研究为重点的学术团体。

●:中国藏学中心自成立以来,在涉藏问题上发挥了什么作用?

■:我觉得,一个是咨政建言的作用,在学术研究的基础上为中央和西藏自治区党委、政府提出政策性建议。这里分两个层面,一个是为中央服务,一个是为地方服务。

还有一个很重要的工作就是在意识形态领域,在国际舆论斗争领域发挥作用。经常在中央媒体上发声,或者组织藏学专家出访,集体在国际上发声,这和散兵游勇、一个一个去做就不一样了,这是一个组织一个团队这样去做。

第三个我觉得就是在学科建设和人才培养方面也做了些工作。和川大相比,我们没有培养人才的体制和机制。教育部门不同意我们培养博士生,也不许我们招收留学生。我们有一个留学生楼,但是从没招过一个留学生,那栋楼就给别人去经营了。这是我们体制和机制不配套产生的问题。

●:您参加了这一届的中国边疆学论坛,有没有参加过前几届的边疆学论坛?

■:前几届边疆学论坛,我好像印象不深,第一届在北京开,第二届是内蒙开过一次,陕西开过一次,那几次我都没参加,这是第一次参加。筹备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时候参加过几次会,当时也叫理事会,参加过一次。今年在西藏开的理事会我有事情没去成。

●:您感觉这次论坛准备得怎么样?

■:我觉得总体还是不错的,我觉得四川大学边疆中心,虽然评国家级协同创新中心那次没争上,但是在四川省已经挂了号了,省里已经同意了。虽然没给钱,但是给平台、给名义了。经过这些年,网罗了不少人才,这都是新生的力量和血液,然后再慢慢发展。而且我觉得大家都挺重视边疆研究,你们一举旗子,这么多人来,振臂一呼、应者云集啊。这次的规模可能超出了预想。当然,应该说边疆学研究是大家都很关注的问题,也是刚兴起的一个学科。你说现在哪个学校在这块儿就特别厉害了,好像还很难说。云南有点基础,南京有些研究,但真正拿出比较像样的东西还不多。所以我们现在不说领跑,至少可以说并跑吧。从并跑向领跑,开始是起步,现在就和人家并跑,已经有很好的基础了。

我听了所在分论坛的几个发言,比较感兴趣的是来自实践的、经过调研的、有真材实料的东西,不是从理论到理论的那种。概念到概念的当然也有意义,但是现在看起来并不是特别的扎实。昨天西藏那个发言挺好的,他去采访了一千多个贫困户,这个基础性工作做得挺好,但是理论梳理和挖掘做得不够。一千多个贫困户是能分析出很多东西来的,规律性的东西、问题的原因和怎么做的办法,都应该有东西,但是现在就差这个,后边这一步还不够。所以我觉得呢,有的是缺实践,有的是缺提升,现在还是参差不齐。但是有几个发言还是印象深刻的,大会的发言,邢广程所长的发言,全局性的,对边疆整个的态势、热点都讲了,孟庆龙老师那个发言也是挺不错的,对我们很有启发。现在这个边疆学论坛是咱们和社科院边疆所一起合办的,这个机制还应该保持下来。今年在这开,明年在那开,它就有个好处,你在哪儿开它就帮助那儿把那个学科,至少知名度扩大了一下。咱们现在是几年开一次?(刘:一年一次)年会,那还不错,年会还是挺好的。它又不是很松又不是很紧,频度比较适当,两年开一次拖太长了,现在这世界瞬息变化,上半年南海局势很紧张,下半年一下戏剧性转折,你说过两年我们再开会研究,都明日黄花了,没什么新鲜感了。现在这样就比较新鲜,也比较容易研究,形成了一个机制以后就比较好了。不是领导人今天想一个主意、明天想一个念头,而是大家都是可预期的,有它的规律去做,就会事半功倍。

●:您未来的研究计划是什么呢?

■:刚刚开始在四川大学边疆中心建立涉藏平台的时候,我们的计划是三个方面。第一个方面,是对西藏发展稳定的研究。第二个是对达赖集团的研究。第三个是对国际涉藏问题的研究。涉及这么三个方向,一个是国内西藏和四省藏区,一个是达赖集团,一个是国际涉藏。

从这几年看下来,在四川大学实践了一次嘛,我们2014年开了一次关于“后达赖时期达赖集团动向和趋势研究”的会,那个会开得很好。那次咱们整理上报了十几份材料。学者出访,能接触到第一手的材料,这个比较重要。其他部门没有那么方便,就很难有第一手材料,没有太新鲜的东西。

现在我们正在搞一个西藏改革开放的研究,因为去年我们编《西藏通史》,这部分已经有基础了,我们想在《西藏通史》的基础上,把这个部分再单独成册,形成西藏改革开放史,把这一部分搞出来。

●:这是哪里的研究项目?

■:这是我们自己的研究计划。还是继续原来的三个研究方向。国际涉藏这块吧,因为现在中国学者去尼泊尔和印度的交流多一些,交流过程中自然就会谈到涉藏问题。这里头有些什么情况啊,有些什么建议啊、问题啊就可以反映出来。但是要做一个学科性的研究可能还比较困难。四川大学边疆中心的优势在于有对西藏问题的研究基础,再有就是外语都比较好,出去就比较方便。

●:我记得在昨天论坛开幕式的主题发言中,您说《西藏通史》只印了两百份?

■:两百套,第一次第一版印两百套是为了2015年西藏自治区成立50周年大庆的时候用,然后又修订了一下,再批量性地印。但是现在批量性地印,印到什么程度我还不清楚。到时候出来了给你们边疆中心送一套。

●:谢谢朱书记。我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从2016年开始,在边疆学方向招了12个硕士生、4个博士生。朱老师对这些同学有什么建议?因为他们未来都是我们边疆学研究的骨干人员。

■:这就说到对四川大学边疆学这个学科建设有什么建议了。上次四川大学在申报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的时候,当时我跟罗中枢书记讲,我们这个中心有四个优势。

第一是接近性,就是我们接近西南边疆。第二是超越性,我们既接近又不在西藏和藏区,如果直接在西藏和藏区,有些敏感话题就不容易去公开讨论,会受到舆论环境、社会环境的影响。这是超越性,既接近又超越。第三个是传统性,我们有西藏研究、边疆研究、藏学研究的学术传统和历史积淀。第四个是综合性,川大是全国排名靠前的综合性大学。接近性、超越性、传统性和综合性,是我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的优势。

在边疆研究里头,应该发挥我们的优势。怎么发挥优势呢?我觉得一个要突出重点。边疆很长,内容很多,如果什么都要研究,我们的人力可能就顾不过来。我觉得在国际这块儿应该突出南亚,在国内这块儿应该突出西藏和四省藏区。这是我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研究边疆问题的优势所在、长处所在。

中国直接和南亚接壤的边疆就在我们这个区域里面,我们和西部战区覆盖的面应该是差不多的,四川是唯一和西藏和四省藏区都接壤的一个地方。青海和云南不接壤,甘肃又和西藏不接壤。就四川和几个藏区都相接。对外,直接与南亚接壤的边境在我们这儿,对内,我们与西藏和四省藏区直接相接为什么不发挥我们的优势?海疆这些能研究得过人家南海研究院吗?研究苏联和俄罗斯,黑龙江、新疆研究这块儿肯定比较强。我们就别舍近求远了,应该发挥优势、集中精力、突出重点、形成拳头。任何一个学校不可能包打天下,你必须得有自己的特点,有自己的绝活。

中央一说这方面问题,就得找川大,那就行了。一说印度、中印关系问题找川大,中国与尼泊尔关系找川大,中国与不丹关系找川大,中国与缅甸关系找川大。南亚这块儿,说到孟加拉、巴基斯坦都要找川大,那就行了,你这国际关系学院就厉害了,是不是?如果研究西藏,研究四省藏区,研究彝族地区这些问题都要找川大,那这个权威性和学术地位自然而然就树起来了。这是第一个建议,就是突出重点。

第二个建议就是要加强基础。川大的边疆学学科刚刚建立,要加强基础。但是基础包括很多内容啊,要加强哪方面的基础呢?现在中央特别重视意识形态问题,中国社会科学院要求每一个研究所都要有一个马克思主义研究团队或者研究室,就是任何一个研究所,比如宗教所有马克思主义宗教观研究室,经济所有马克思主义经济学研究室,哲学所就要有马克思主义哲学研究室。有的很容易,它本来就有;有的就比较难,但难你也得要有。所以我觉得四川大学边疆中心,马克思主义的这个基础还必须要有。所以我建议,我们可以组织点力量,搞马克思恩格斯论边疆、毛泽东周恩来论边疆、中国共产党关于边疆问题的理论和实践等等这些主题的文献资料汇编。如果我们有马恩包括列宁,如果有毛周他们这一代中国领导人,有党的历史上处理边疆问题的一些实例和文件,就奠定了一个马克思主义边疆研究的基础。要不我们看边疆学都是西方学者的著作,这个西方人怎么说的,那个西方人怎么说的。他们说的都可能有一定道理。但是我们中国人的东西,我们老祖宗的,包括马克思恩格斯他们怎么说的,然后建立了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的列宁怎么说的,然后中国历代党的领导人怎么说的怎么做的,这些都没有也不行。这是第一个基础。

第二个基础是中国近现代处理边疆问题的历史,因为咱们的来源就两个部分,一个是理论来源,一个是实践,即中国历史的来源。中国不管处理什么问题都是和历史相联系的,不能脱离历史。如果我们把中国历史上处理边疆问题,特别是处理西藏、藏区、彝区这些地方的历史经验加以梳理和总结,也是很好的基础。这是我的第二点建议,就是打好基础。

第三个建议呢,就是要咨政建言。你有没有地位,有没有作用,就看你对党政一线的执政、咨政能不能提出有用的建议来。他们关心的都是全局里面比较重要的问题,这方面就可以发挥学者的作用。否则我们只是坐而论道,只是我们在学校里讨论问题。要变成实践性的问题,就更得要实地考察、实地调研,在实地考察调研的基础上进行学理分析,提出可操作性的建议。这样就是把理论和实际结合,变成具体的政策建议,就是咨政建言。不管你通过调研报告的形式、研究报告的形式、成果要报的形式上报,得到重视,得到采纳,那我们川大边疆中心的地位就彰显出来了。对学科建设的理论方法构建这些我提不出更多的东西来,我觉得从意识形态的基础、历史的基础和现实研究这个重点,从这三个方面能不能加强一下。因为我们人员很有限,不可能什么都去弄。如果经过三年五年,比如说我们有了这么三套书,马恩论边疆、毛周论边疆、中国共产党的边疆工作。然后再有中国近现代以来,1840年以来,对边疆治理的史料汇编,再加上我们实际案例的调研,和罗书记说我们有多少常委批示、多少部长批示,这个边疆研究的框架就立起来了。这个学科就可以逐渐立起来,在这个基础上再形成边疆学的教材,分门别类的教材,就很有基础了。这是对学科建设的初步建议,昨天你发给我采访提纲以后我大概想了想,很不成熟,仅供你们参考。

●: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


访谈人

刘秧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卓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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