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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周伟洲:要继承和发扬边疆研究的中国传统

发布时间:2017-07-01 20:13| 浏览次数:214 | 发布人:root

要继承和发扬边疆研究的中国传统

(编者按:本文根据2016年10月21日-22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期间的访谈整理而成。此次论坛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联合主办。本文经过受访者本人审定。)


嘉宾简介:嘉宾简介:周伟洲,1940年生,广东开平人。陕西师范大学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教授。

访问员:(以下简称):周老师您好!欢迎您来成都参加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

周伟洲(以下简称):你好。我来过成都很多次,小时候在成都还生活过一段时间。

是在什么时间?

:中学的时候。我父亲是成都铁路局一个普通的小职员,因为工作原因经常调动。1952年,也是因为一次工作调动,我们全家迁到了成都。我有幸进入当时的四川省重点中学成都第七中学,原来叫国立成都县中学。那个学校有100多年的历史。我入学的时候校址在青龙街,1955年学校迁到磨子桥,离成都工学院和四川大学很近。每到星期六,经常到成都工学院的大操场上看露天电影。成都工学院就是后来的成都科技大学,现在已经和川大合并了。整个中学六年,对我一生产生了巨大的影响,对我后来学术道路的选择非常关键。

:这话怎么说?

:我从小就爱看书。记得1951年在重庆读小学五年级,一次上历史课,老师提了一个问题全班同学都答不上来,最后叫我回答,我答得很圆满,得到老师的夸奖。也许这件记忆深刻的小事,预兆着我以后将从事史学研究吧。不过当时我对历史没有特别的兴趣,主要爱好是文学。

刚才我说过,我父亲是一个小职员,家里七个子女,我排行第三,有两个姐姐和四个妹妹。家境贫寒,没条件买书藏书。我只有在重庆上清寺一家书店里,蹲在角落津津有味地看书,有时一看就是一个下午。

到了成都读中学(成都第七中学)以后,在众多课程中,我对语文、历史特别偏爱。这所中学有一座藏书丰富、管理严密的图书馆,使我得益匪浅。我从学校图书馆、四川省图书馆及有藏书的同学家中搜罗书籍,如饥似渴地阅读。在初中,我主要阅读中国现当代作家的作品;到高中,则转向了世界文学的宝库。当时,学校图书馆里的外国文学名著我几乎都读过。对我影响最深的是美国杰克?伦敦的坚强意志和个人奋斗的精神;英国狄更斯对下层人民的深切同情和朴素无华的文风;法国巴尔扎克、左拉的宏大构思和对历史的深邃理解;俄国普希金、别林斯基、果戈里等的革命民主主义思想和批判精神等。

当时,我简直着了迷,在与同学闲谈中说过“如果能到巴黎去看一看,死了也值得”之类的话,也为此付出了代价。高中一年级,团支部组织全班同学对我深受资产阶级思想影响而加以批判和“帮助”。本来我是准备学理工的,功课门门都是五分,“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嘛。但是因为太喜爱文学和历史,在一些文科同学的鼓动之下,最终决定专攻史学。因此,到高中最后一学年,我置其他课程而不顾,狂热地阅读历史著作,甚至半夜起来在路灯下或锅炉房里苦读。我当时认为,中国历史上下几千年,史籍浩如烟海,考古文物层出不穷,可以大有作为。而且文史不分家,研究历史可以兼搞文学,我想当一个历史小说家。

:考上大学以后您就离开成都了?

:1958年,我带着这些天真的想法考入西北大学历史系。没想到在西安一呆就是50多年。大学毕业以后,从1962年到1966年,我继续在西北大学跟随马长寿先生读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因为特殊年代,1967年才分配到陕西省博物馆工作。在博物馆呆了6年左右,又回到西北大学当老师。

:为什么您选择到西北大学读书呢?

:20世纪五六十年代,国内政治运动不断,形势迫使我对现实政治产生一种恐惧感和淡漠感。选择考古专业,喜欢古代史和考据,就是这种思想的反映。选中西北大学是因为它位于古都西安,而且有考古专业。当时考古学专业只有北大和西北大学有。

:您的大学四年是如何度过的?

:到大学以后,我还是拼命读书。在农村劳动时,遇阴雨天休息,也要从北沈家桥赶回学校借还书;在大炼钢铁时,去灞桥背矿石,在公共汽车上也在看书。这种情况与当时“大跃进”的气氛极不协调。结果我先后几次遭到全班同学批判,罪名是“走资产阶级的白专道路”。虽然我多次产生放弃学业回成都老家的念头,但是舍不得放弃理想和学校丰富的藏书,所以只有躲开同学的眼光,逃进书海之中。每天中午,趁同学们休息,我就躲在阅览室的书架间读书。一个借书证不够,我又借了几个同学的借书证,到学校图书馆借书。

大学四年,我的阅读范围从文学、历史转向了哲学、经济学。到大学三四年级时,我还试着写小说、评论、电影剧本、杂文、历史和哲学论文,这些习作虽然没有正式发表,但锻炼了我写作和思考的能力。同时,我也认真学习各门基础课、考古专门课和各类选修课。系里一些著名的教授和老师对我也有很大的影响。四年的学习、读书和思考,使我在历史、考古、哲学、经济学、文学等方面具备了一定的基础,并开始对马克思主义辩证唯物论和唯物史观有系统的了解。

:大学毕业以后,您继续在西北大学读研究生?

:1962年,我以全部课程优秀的成绩毕业。按我当时的想法,想从事考古学或中国哲学史的研究。可是,当时全国并没有公开招收研究生,只有我们系的著名民族学家马长寿教授招收三名民族史专业的研究生。最后我考上了。我特别感激我的恩师马长寿教授,是他真正引导我进入史学研究的领域。

:您研究生阶段的生活是怎样度过的?

:研究生四年多,因为当时的形势,我先后参加了西安市郊李家村、延安青化砭和青海省冈察藏族牧区的“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前后用去了两年多时间,真正学习专业的时间只有一年多。但是,马长寿先生对我们研究生抓得很紧,要我们一个星期交一篇读书札记或论文,亲自批改。他的几本民族史专著,如《北狄与匈奴》、《乌桓与鲜卑》、《南诏国内的部族组成和奴隶制度》等成为我学习的范本。我的第一本专著《敕勒与柔然》,严格地说是对马先生著作的模仿。由于恩师马长寿先生的精心指导,我的史学观和治学方法基本形成了。

:是不是因为您的积累比较厚,所以后来研究的领域也比较广?

:我大学和研究生学的是考古和中国民族史,以后研究的领域较广,西北民族史(主要集中在魏晋南北朝和隋唐民族史)、西藏(藏族)史、新疆(西域)史,还有西夏和党项及中外关系史(丝绸之路)等方面,都做了一点研究。由于大学学习的是考古专业,所以也做了一些文物研究,而且主要是研究与民族有关的文物。因为主要是搞民族史,所以也涉及到边疆的研究。

:您开始和边疆研究接触是在什么时候?

:是在1973年由陕西省博物馆借调回西北大学,参加当时西北几省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一书,直到1979年此书由人民出版社出版。在编写此书过程中,学习到不少关于近代西北边疆的历史知识,撰写了几篇论文,有一篇名《沙俄对我国西部地区的早期侵略》,刊载《历史研究》1976年3期上。

:能介绍一下您所在的陕西师范大学西部边疆研究院吗?

:我们那儿跟你们差不多,我们叫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现在只有12个专业人员,没有你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研究人员多。主要是你们学校的支持力度太大了。希望你们越做越大,取得更大的成绩。我们陕西师大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是和院系平行的处级单位,有一个“中国少数民族史”的博士点,挂在民族学一级学科下面的。现在有100多个研究生,硕士和博士一起。我们起步比较早,比川大稍微早一点。我评博导是1993年,是国务院最后批准的一批博导。2001年我是从西北大学调到陕西师大的,当时成立了“西北民族研究中心”,2013年才改名为“中国西部边疆研究院”。我把老师马长寿先生学术传统都带过去了。

:我们四川大学边疆中心从2016年开始,在边疆学方向招了12个硕士生、4个博士生(2017年四川大学边疆中心招收边疆学博士生13个、硕士生12个。编者注)。这是一个新兴的、还在建设中的学科,四川大学开始有了第一批边疆学的学生。周老师对这些同学有什么建议?因为他们未来都是我们边疆学研究的骨干人员。

:我1962年开始读研究生,跟马长寿先生学民族史。但是政治运动不断,真正学习只有一年多的时间,其他时间都在搞“社会主义教育运动”。在青海冈查,青海湖北边,呆了将近一年。我们这一代学者大多有些缺陷,比如与国外有关学术界没有什么交流,我自己外语就没学好,藏文学了一年,也没学好。我对现在边疆学研究人员和研究生的希望就是,搞西藏一定要懂藏文,研究新疆要懂维语和维文。

现在的学习和研究条件比我们那时候好太多了。但有一点是不变的,就是搞研究一定要关注现实,这一点也希望现在的学生能够注意。我自己有点体会。

1963年我们几个研究生随马长寿先生到甘肃、青海做民族调查。在调查访问的过程中,我对历史上的民族问题特别感兴趣,全神贯注地听,详细地记笔记。当谈到现实的民族问题时,则满不在乎,也不记笔记。马老师发现了这一问题,当面批评我说:“搞古代民族历史也是为今天现实民族问题服务。世上没有‘纯学术’的东西,历代学术都是直接或间接为当时的现实服务的。”这些话对我震动很大,我开始认真思考史学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至今仍牢记着。

在以后的史学研究中,我十分注意这一问题。我的研究生毕业论文《英俄侵略西藏史》的选题,就是从当时中苏关系及国内外形势出发才最后确定的。这篇论文在1984年经过补充修改后,由陕西人民出版社正式出版,获得学界好评,有人甚至评论此书“是一本进行爱国主义教育的好教材”。在此后的民族史研究中,我虽然偏重于匈奴、柔然、鲜卑、吐谷浑、敕勒、党项等如今己经消失了的古代民族研究,出版困难,为学界所冷落,但是我仍然坚信这些研究成果对于维护国家统一和民族团结,都是具有重要现实意义的。因此,我对社会科学,特别是新兴边疆学重视现实,为现实服务,有深刻的体会。

边疆学是一门综合、交叉学科,所以要求研究者既要“专”,即具有较为雄厚的专业基础;又要“博”,即对其他的学科如哲学、政治学、经济学、民族学、人类学、文学艺术等均应有所了解。这样才能视野开阔、研究深入。这一方面,愿与同学们共勉。

:请您谈谈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的情况。

:1970年代,国务院下来个任务,就是反修。要撰写一本书,由西北大学牵头,西北几省联合编写《沙俄侵略中国西北边疆史》。这本书是1979年出版的,现在还很有价值。那时候经常往新疆跑。住在乌鲁木齐的宾馆里边,讨论提纲,开一些学术讨论会。那时候新疆的民族关系很好,就是盲流多一点。三年自然灾害以后,都是内地过去的,因为吃不饱,就去新疆找生活。因为新疆地方宽,人少,不管在哪儿刨块儿地就活下来了。而且可以做小工什么的赚钱。“文化大革命”的时候,兵团也取消了,下放到地方。后来又恢复兵团。其实兵团的设置是有道理的。中国从汉代的西域都护府就有屯田,有的一个点就一千多人。边疆屯田是中国历代边疆政策很重要的传统之一。

最近几年新疆变化比较大,特别是“一带一路”的建设,新疆处于核心区,相信以后发展会更快。

:对于边疆学的学科建设和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关于构建中国的边疆学,我在2014年第1期《中国边疆史地研究》发表过一篇文章,题目是《关于构建中国边疆学的几点思考》。回顾了中国边疆学从清代以来的发展历程,以及每个阶段的特征。在这篇文章里我也提出了对构建中国边疆学基本理论和学科建设的一些构想,这里就不再重复了。

在学科发展上,我在今天上午的论坛发言中也讲到,我们在借鉴西方边疆研究成果的同时,要继承和发扬中国边疆学研究原有的优良传统,不能像现在有些年轻人那样,一味跟着外国人跑。这个倾向不好。你把我2015年第1期发在《民族研究》那篇《论中国与西方之中国边疆研究》看看。在那篇文章最后,我说:“学者借鉴西方中国边疆研究成果,努力探索中国边疆研究创新与发展,是值得肯定的。中国近现代学术思想发展和创新,离不开与西方的学术交流和相互借鉴;对国外一切有益和有利的中国发展的文化科技等,都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但是,我们也不能跟在外国人后面,认为他们的一切都是好的;从而抛弃了中国研究自已国家边疆的传统。”这篇文章和我上午的主题发言也是一脉相承的。

:谢谢周老师接受我们的采访。


访谈人:张帆博士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卓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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