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学术交流

李俊清:边疆研究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

发布时间:2017-08-05 21:00| 浏览次数:229 | 发布人:root

中国边疆学要和国家发展节奏合拍

(编者按:本文根据2016年10月21日-22日“第四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期间的访谈整理而成。此次论坛由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与中国社会科学院中国边疆研究所联合主办。本文经过受访者本人审定。)

嘉宾简介:李俊清,中央民族大学管理学院院长、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研究中心主任,四川大学客座教授。

陈超:李院长您好!非常感谢您接受我们的访谈。我们知道您在中国少数民族地区公共管理与公共政策方面做了大量研究,成果丰硕。我看到您最早关于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是2006年在《中国行政管理》发表的《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缺失与政策选择》一文。第一个问题是想了解一下,您是如何从一般性公共管理研究关注到边疆民族问题的。

李俊清:我一开始做的是一般性的公共管理。公共管理既有普遍性也有差异性。我昨天在西南民族大学讲的就是“民族地区公共管理的环境”。公共管理的普遍性原理从逻辑上讲很正确,但是能不能在实践中具有有效性,关键在于能否契合实践中的管理对象。如果不契合可能出现水土不服。因为公共管理更多的是抽象人类社会管理的一般原则,但问题是中国这么大,各地千差万别,行政管理中的各个环节,例如资源禀赋、经济发展、文化因素、区域位置都不一样。我在中央民大工作,社会科学的重点方向就是研究民族问题、培养民族干部,所以我就开始关注民族地区。

我认为公共管理的重要职能首先是服务。我发现民族地区公共产品明显要短缺得多。这几年我重视田野实践,几乎跑遍了全国边疆民族地区。我深深感觉到民族地区公共产品太短缺了,2006年的文章主要就是说这个问题。“缺”是一个表象,我列了很多数据,基础设施、医疗卫生、义务教育等。问题是,缺了为什么不提供呢?说到底是民族地区政府提供公共产品的能力弱,经济发展弱,政府可动员的财力、公共资源、手段都比较弱。民族地区政府面临这样的问题:有限的资源和材料都用在提供公共产品上了,但是再生能力不强,造血能力不强。我当时写作的题目是“民族地区公共产品的缺失与政策选择的困境”,后来把“困境”两个字删掉了。实际上我想说困境问题。我想这些有限的财力还是用在如何扩大地方的经济实体,让它具备更多的造血能力,对以后的发展更好一些。

从这篇文章开始,我从公共管理的基本理论出发,开始研究基本理论适用到民族地区的问题。后来我写了一本教材《中国民族自治地方公共管理导论》,北京大学出版社出版的,获得了教育部十二五国家级规划教材、北京市精品教材等荣誉。我经常讲,民族地区公共管理并不是一个学科,就是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在民族地区的实践和应用。后来我写了一系列文章,《民族区域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的特点与改革》(《北京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2期),我讲了使命特殊、环境特殊、法律地位特殊等特点。我还写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的回顾与前瞻》(《中国行政管理》2007年第5期),梳理了中国民族自治地方行政管理研究什么时候开始的,几个阶段,发展到什么程度,将来应该重点研究什么问题。我逐渐把这一方面的学科领域拓展了,为原本的传统政治学、行政学开辟了新的研究领域。

陈超:您是如何将公共管理的一般理论逐步适用到边疆民族问题的研究中去的?

李俊清:中国少数民族分布具有大杂居、小聚居的特点,但是整体而言,还是西北、西南、东北,靠边疆地区多一些。所以,边疆民族地区在相当部分是重叠的。中国有22800公里的陆地边境线,其中19000多公里都是民族地区的县,边疆人口多半是少数民族。行政管理的一般原理要考虑到民族因素和边境因素,同样的问题放在内地是一个样子,放在边疆就大不一样了。2007年,我拿了一项国家社科基金项目“中国边疆少数民族地区政府应急机制建设研究”。刚立项不久,2008年发生“3.14”事件,2009年发生“7.5”事件。那时内地的危机管理还没有兴起多久,大家刚开始说风险社会,政府应急应该怎么做,边疆地区更是没有这方面的准备。边疆地区原来是把传统安全放在首位,讲敌情多,讲社情不多。后来我的课题报告提出来,要建立“大安全观”,就是说有的时候敌情和社情是交织在一起的。社情容易被敌情利用,敌情有时候以社情矛盾的形式出现,这是情况特殊。还提出我们的应急形式要建立大安全机制,边疆地区群体性事件往往掺杂了很多种其他复杂因素,因此要建立信息共享、队伍共建、情报共用的机制。

2008年,国家社科基金设置了一个重大招标项目“边疆民族地区社会稳定”,我去申报这个题目。我印象特别深,当年答辩完了以后,国家社科基金给这一个题目立了三个重大项目,分成“西藏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对策”、“新疆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分别给了西藏社科院和新疆社科院。当时国家社科基金提出来新疆和西藏在最前线,对社会实际问题和一线资料掌握更加全面。但是,中国边疆安全既有个性也有共性,于是又立了一个“影响边疆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稳定的突出问题及对策”,让我立足北京,从全国共性的角度进行研究。所以我做了国家社科基金重大招标项目,后来有若干项成果要报陆续被中央批了,其中部分观点得到中央领导的高度重视。

通过这些研究,我越来越认识到,边疆问题研究的学科是交叉的,民族问题跟边疆问题、宗教问题会交织在一起,既有传统安全方面的问题,也有公共管理学科的问题。后来,我做了一系列研究,发表的文章包括《试论民族地区制度变迁的路径选择与可持续发展》(《中国行政管理》2009年第7期)、《我国少数民族地区社会组织发展及社会功能研究》(《国家行政学院学报》2010年第6期)、《民族地区政府与市场关系的定位与调适》(《中国行政管理》2010年第11期)等。一句话,目标非常清楚,就是边疆民族地区。这几年中国一个重大的特点是城镇化加快,少数民族流动性增强,城市民族工作成为重点,所以我还写了《东部城市少数民族流动人口公共服务研究》(《中国行政管理》2012年第11期),那一年国家民委派我到珠三角做了大量调研,我给民委写了一个报告,回来写了这篇文章。近期《中国行政管理》将发表一篇我的文章,“关于推动各民族互嵌式社会结构中的公共服务”。我们说民族理论和民族政策的方向往哪里走?习总书记提出来:一定要建立各民族相互嵌入式社会环境和社会结构。

陈超:您讲到边疆民族问题研究,立足不同区位具有不同的优势,例如新疆、西藏对当地实际问题了解更加深入,北京具有更加宏观的视野。有优势就有相对的不足。那么,不同区位研究边疆问题的局限是什么?如何克服?

李俊清:我觉得要防止两个倾向。站在全国的角度,我经常说一句话:中国的民族地区是中国960万平方公里共和国的一部分,中国的1亿1千370万少数民族,是13亿7000万共和国公民的一份子。所以,肯定有共性。中国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社会主义道路、经济建设取得了一定成就,但是还不发达。所以,首先不要过于强调特殊性,一定要把握共性和大的宏观原则。例如,如何处理民族关系、如何把握宗教关系尺度、如何把边境管控好等问题,全国哪个地方都要遵循基本原则,不能突破。

但是,也要防止过分强调共性而忽略了每个地方的特殊性。因为,中国22800多公里的边境县,接壤的国家14个,东南西北无论是自然条件还是地理环境,还是跟邻国关系,还是当地风土人情,都相差甚远。所以我们不要过分强调共性而泯灭了个性。中国确实太大了,每个地区有差异性和特殊性。国家社科基金为什么那一年同一题目立了3个项目?就是因为觉得我在北京离得远,国际和全国眼光有,但是区域特点的了解肯定不如当地。前几年我到喀什调研,访谈了一位官员,他说得动了感情。他说你们在北京没感觉,我在喀什离乌鲁木齐空中距离1500公里,地面距离2000多,离北京空中距离2800公里,地面距离4300公里。但是喀什周围500公里范围内,有4个国家的首都。可想而知,在喀什感受的外界地缘政治压力,跟在北京拿着地图看边疆,感觉是完全不同的。普遍性、一致性、特殊性和区域性,听起来好像是大话,但是实践中要结合好。

陈超:现在越来越多青年学着进入边疆民族问题研究领域,您认为青年学者研究边疆领域,需要注意哪些问题?

李俊清:长江后浪推前浪,一代肯定比一代强。年轻人对新思路的了解,对现代技术手段的运用肯定比上一代好一些。但是,年轻人最大的特点是从书本到书本,从家门到学校门到机关门,实践经验不丰富,切身感受不强。

第一,边疆研究要有使命感和责任感。我觉得研究学问是要科学价值中立,但是人文社会学科,特别涉及到边疆问题,有个情感和价值在里面。不是学术的冷眼旁观和价值中立,要有爱国情感和责任感、使命感。

第二,边疆研究要有问题意识。边疆研究的学问不是像历史、哲学、数学一样间接地引领社会,边疆民族宗教都是应用性、实际性很强的学科。例如边疆学,一定是实践导向的,国家不是让你空想,一定要有问题意识。抓住问题之后,研究方法、理论一定要服务于目标。学术研究不能被形式绑架,要有使命感,要对国家方针政策负责。

第三,边疆研究要将西方理论化为己用。中国现代以来,大部分人文社会科学研究方法都是西方来的。有的人是“食洋不化”,有的人是“化为己用”。例如,费孝通先生写的《江村经济》、《生育制度》等,通篇就是用中国式话语娓娓道来。但是你知道,西方学说已经化为费老观察问题的方式了,写出来完全就是当代人类学观察问题的方式,这是化成内在了。我不是反对运用新方法,而是希望真的运用新方法得出来传统方法看不到的问题和结论。

陈超:您解决了我一直以来的一个困惑,即运用西方理论分析中国边疆民族问题时候,总是担心会不自觉带上西方的立场。您提出,问题不在于理论是西方的还是本土的,而在于首先要将理论化为己用。最后一个问题,对于我们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未来的发展,您有什么建议?

李俊清:我认为这个中心的成立对于推动边疆研究特别重要。关于中国边疆,唐朝有一个流派是边塞诗,但是那个时候是文化疆域,不是民族国家,边界在哪儿并不清楚。真正研究边疆是近代,边疆危机出现了,大家开始关注边疆。后来新中国建国了,我们除了抗美援朝、中越反击战等,大家好像不怎么去关注边疆了,包括改革开放,当然我们当时面临的主要任务是如何社会转型,如何经济发展。当今天积累了一定国力,我们突然发现,中国边疆问题的重要性凸现出来了。边疆问题复杂到了跟国内民族、宗教,跟边疆地区经济社会发展,跟边疆地区特殊的地理、地形、地貌等,边境口岸贸易等好多问题交织在一起。

当前世界依然是以主权国家、民族国家作为国际法的主体和利益单位,而中国的国家利益在边疆地区是集中体现的。既然问题这么重要,学术机构一定要回应,好的学术研究一定要回应社会现实问题。在四川大学建立起来这么一个机构,在罗书记的带领下,建立了一系列固定的、灵活的、弹性的机制等等,把这个机构建起来了。学术需要交流,交流需平台。

下一步我觉得需要逐步推动边疆研究“由粗到细”。因为边疆是一个大的话题,里面很多人的学科背景、知识结构不同,可能没有交集。我建议,下一届中国边疆学论坛,既要有原则性的中国整个边疆研究,引起社会关注;又要有分主题的讨论,例如聚焦藏区边境,或者新疆边境。这样的话大家能就一个相对具体的问题,从多学科展开思考,形成思想碰撞,可能会有更好的讨论效果,也能为国家提供咨询服务。

陈超:谢谢您接受我们的采访!欢迎李老师以后常来我们中心交流指导。


访谈人:

陈超  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助理研究员

责任编辑:王卓 张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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