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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研成果

余潇枫:“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

发布时间:2018-09-18 14:34| 浏览次数:1184 | 发布人:root

摘要: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增加“全球质量安全治理”的维度,“质量安全”与国家形象相关联,也是“质量外交”的依托。“质量安全”作为一种超越不同安全领域的关系型价值,具有“镶嵌安全”与“场域安全”的特性,因此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有着特别重要的意义。“质量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是模塑国家形象、提升质量外交的前提,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没有了质量安全,“合作共赢”的基础就会被消解,“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也难以达到,一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大厦终将倾倒。“质量安全”需要全世界的共同维护,“深化全球质量合作交流”,“通过质量连接世界”,积极参与“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建构是我国参与“全球质量治理”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路径。

关键词:质量安全 新型国际关系 总体国家安全观 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

来源:《国际观察》2018年2期

作者余潇枫,浙江大学非传统安全与和平发展研究中心主任,公共管理学院教授,博士,杭州,310058;潘临灵,浙江大学公共管理学院非传统安全管理专业博士研究生,杭州,310058



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对“新型”该作如何理解?形式新?内容新?目标新?途径新?应该说,“新型”是广义的,开放的;“新型”是发展的、建构的。特别是“新型”是要一改过去“霸权主导式”的国际关系,把中国式的“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国际政治、国际经济、国际安全、国际文化等领域[1],形成“和合主导式”的国际关系。根据党的十九大报告精神,“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型”包括“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新宗旨,“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原则,“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目标。[2]在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的首要任务是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随着“全球质量时代”的到来,镶嵌于国际关系各个领域的“质量安全”将成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不可或缺的重要内容。

质量是一个关乎人类生活各个领域的重要范畴,也是关乎人类生存水平与文明程度的关键变量。质量概念源之于物理学,是对“物质”共同属性(如物质之量、惯性之量或引力之量)的一种表征。质量被引伸应用到社会科学,表征的是与“数量”(包括事物大小、比例、重轻等)相对应的“与存在同一的直接规定性”[3]。质量之所以是一个普适的概念,是因为人们在现实中发现质量具有诸多重要的关系特性:如达到标准的“符合性”,满足需要的“适用性”,节约成本的“经济性”,没有缺陷的“卓越性”和掌控风险的“安全性”。所以,相对于行为主体来说,质量是意志达成的标示,或是凝聚社会关系特性、满足社会发展需要的“能力”。与此相应,质量安全则是不因质量问题而造成危害的状态及保有这一状态的能力。从社会经济发展的宏观层面来看,质量安全还可表述为:一国或一个区域不因质量问题而遭受发展困境并能保障国家与社会可持续发展的整体状态和保有这一状态的综合能力。[4]“质量安全”与国家形象相关联,也是“质量外交”的依托,更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需要增加“全球质量安全治理”的新维度。

本文将着重探讨“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的关联性,阐述以全球质量安全治理为内容的“质量外交”在新型国际关系构建中的重要性。具体分析分三个方面:一是质量安全与国家形象、质量外交、大外交的关系,二是质量安全对总体国家安全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意义,三是“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与新型国际关系构建的中国路径思考。

一、质量安全: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1、 “全球质量时代”解读

在全球化时代,质量问题是一个全球性问题,或者说在“全球质量时代”,质量战略、质量竞争、质量提升的国际行动将是各国特别予以关注与投入的领域;质量治理、质量变革、质量安全的国际维护也将成为21世纪国际关系的重要内容。

“全球质量时代”意味着全球共存、共依、共融、共享于共同的产品世界与质量世界中。质量范畴具有十分广泛的内涵与不同层次的界定,微观层次有产品质量、服务质量、工程质量、监管质量等,中观层次有产业质量、区域质量等,宏观层次有发展质量、社会质量、环境质量等,而在国内安全国际化、国际安全国内化的安全镶嵌与安全共享背景下,质量安全问题往往具有跨跃国界的国际影响,甚至一国质量问题会“外溢”并威胁到他国或全球质量安全。

纵观世界各国,由于质量问题或质量危机爆发对国家安全和国家形象造成危害以及对国际关系造成紧张的例子数不胜数:以食品安全为例,21世纪初英国、法国、西班牙和德国等国大面积爆发疯牛病,欧洲人“谈牛色变”,疯牛病危机严重威胁欧洲食品安全,使欧洲经济遭受惨重损失,同时也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到了欧洲一体化进程的步伐;以工业产品质量问题为例,2015年9月18日,美国监管机构披露德国大众汽车在所产车内安装作弊软件规避尾气排放规定,大众汽车“尾气门”事件不仅严重损害大众汽车品牌形象,给企业带来灭顶之灾,更使“德国制造”蒙羞,进而影响德国经济,同时德国与美国关系也进入新的紧张期;再以消费品为例,2016年三星Galaxy Note7手机发布一个多月在全球范围发生多起因电池缺陷造成的爆炸和起火事故,“三星电池门”事件对如日中天的韩国数码产业造成了重大打击,特别是三星公司在事后表现出来的不诚信、傲慢等,给韩国国家形象抹了黑;而在制造业方面,近期日本神户制钢所承认篡改产品数据,以次充好,日本媒体形容其为“动摇日本制造”的“神户冲击”,严重打击了日本经济与日本国家形象,“日本制造”蒙上阴影,日本似乎进入了“质量滑坡”的退化期。质量安全问题的凸显,使得国际贸易中的“逆全球化”现象频现,发达国家包括越来越多的发展中国家,通过技术标准、技术法规和检验检疫等技术性贸易措施取代以往传统的关税、汇率等贸易壁垒,使得“技术篱笆”成为新的“游戏规则”,从单一产品蔓延至全产业链,为此,2016年国外技术性贸易措施给我国出口企业造成的损失竟达5300多亿元,较2013年增加近30%。[5]随着各国国内质量问题通过全球化“外溢”成为全球质量问题,“质量安全”与“质量治理”不仅成为了国际关系新的内容,而且逐渐成为全球合作与全球治理新的基础。

2017年9月我国召开了中国质量大会,大会发布的《上海质量宣言》得到37个国家和地区的政府部门、质量组织、企业界和学术界代表的认可,该《宣言》中强调“当今世界的发展已经进入质量时代,质量越来越成为全球发展中面临的重大战略问题”,倡议全世界“共同维护质量安全”。可见,“全球质量时代”表明:“质量”成为全世界联结的新形式,“质量安全”成为新型国际关系所必须考虑的新内容。

2、质量安全与“国家形象”

历史上发达国家都有通过提升质量来提升国家形象的历史:19世纪末叶英国用“德国制造(Made in Germany)”标签来标示“德国货便宜而劣”,使德国感受到莫大的屈辱,于是德国后来尤其重视质量安全战略对于提升国家形象的作用,德国企业也洗心革面以“质量去竞争”为其座右铭,最终使“德国制造”成为了质量和信誉的代名词;1950年前后,“日本货”和“东洋货”成为是劣质产品的代名词,日本政府为了振兴经济,提出“质量救国”口号,推行“质量复兴”战略,利用质量安全改变国家形象; 进入21世纪美国更是把“领导世界”的国家安全战略表现在质量安全战略上,力图用质量安全优势来主导世界,将“美国标准”发展成为“世界标准”,用“美国计量”来作为“世界计量”。可见从历史实践上,质量安全与“国家竞争”“国家地位”“国家形象”直接相关。

理论上,学界对“国家形象”的研究主要侧重于国际关系学和新闻传播学两个角度。肯尼斯·博尔丁(KennethBouding)被公认为是国家形象理论的奠基人,他认为国家形象的构建有三个重要的维度:国家地理空间、外部敌意或友谊、外部对该国的强弱判断。[5]这三个维度从传统安全角度为国家制定对外政策和评估国际环境提供了框架。后续研究者根据这三个维度深化了“国家形象”的研究,如理查德·赫尔曼(RichardK.Herrmann)提出相对国力、威胁与机遇、文化比较才是评价国家形象的重要变量。[6]从非传统安全角度分析,国家形象的战略作用是作为软实力的重要组成部分而体现的。约瑟夫·奈(Joseph Nye)认为软实力是一种通过吸引力而不是强制力获得理想结果的能力,表现形式为温和的、无形的、内容丰富的国家形象的构建过程,既是一种内部行为,又是与其他国家互动的外部行为。[7]质量安全作为一种国家软实力,与国家形象的关联主要体现在国家维护质量安全的能力上,这既是内部对国家能力评价的重要依据,也是外部对国家能力判断的重要维度。质量安全从不出事故的“保障型安全”转向促进质量与效益相统一的“发展型安全”是构建国家质量安全能力与塑造国家质量安全形象的新思路。[8]

中国“国家形象”因质量问题而受损是在经济全球化与中国不断开放与融入世界过程中的问题,通过提升质量来重构国家形象是中国面对外交困境所要采取的必要措施与手段。实际上,目前“质量失衡”“质量赤字”“质量失信”等引起的“质量困境”已成为中国国家形象的负面因素。在打开国门进行横向比较中,中国的“质量高差”现象较为严重,“2016年中国出口单位价值10.18美元/千克,比2007年提升18.37%;同期,德国出口单位价值52.40美元/千克,比2007年提升31.99%。另外,2016年中国出口召回指数2.44,比2007年下降45%;同期,德国0.27,比2007年下降10%”[9]。美欧日制造产品平均合格率达到了4.5sigma(指合格率99.99932%),而中国仅为2.5sigma(指合格率98.76%);另据估算,中国制造业每年因质量问题造成的直接损失达1700多亿元,间接损失超过1万亿元[10]。与此相应,我国实体经济结构性供需失衡呼吁“提高供给质量”,中高端产品和服务有效供给不足导致质量需求与现实之间的矛盾,质量安全危机事件频发导致人们对中国质量产生忧虑与恐惧,加之部分西方国家将中国质量问题政治化,甚至宣扬“伪劣产品中国造”的“标签党”行为,以及个别国家存在“质量霸权”行为[11],这些都对中国的国家形象造成不同程度的负面影响。

3、质量安全与“质量外交”

质量安全是“质量外交”的重要依托,也是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质量问题在一定时机可以成为服务我国政治与外交的“巧实力”和“隐形武器”,不战而屈人之兵。如2012年我国与菲律宾因黄岩岛对峙事件而导致关系一度紧张,同期国家质检总局检验出菲律宾进口香蕉携带检疫性有害生物新菠萝灰粉蚧[12],要求加强对菲律宾进口水果的查验,在各口岸严查并有效阻止菲香蕉入境。菲律宾香蕉种植与出口商协会主席安蒂格称菲律宾产香蕉出口中国时未能通过中方的检验检疫,认为“黄岩岛对峙事件导致中方对进口菲律宾香蕉实施了更严格监管”,而这将导致菲香蕉产业可能会因为黄岩岛问题而丢掉“有价值的中国市场”。[13]菲律宾香蕉种植与出口商协会集体向菲政府施压,此举引起了菲律宾政府部门的高度重视,对中国获得外交主动权产生了积极的影响。与之效果相反的事例是,波兰的苹果出口中国就是2016年习近平主席出访波兰时中波高层磋商会谈达成的重要成果之一。[14]随着国际合作的增多,各种形式的“质量外交”成为国家间合作的重要基础。“质量外交”是指国家、次国家与超国家相互之间围绕国际领域的质量管理、质量利益而展开交流沟通、竞争合作的活动。以质量安全为手段的“质量外交”,以隐蔽性强、着力准、作用显著等特点成为新型国际关系的重要基础。从实践上看,我国实现“质量外交”有以下三种路径,一是积极介入与对接,即创造性地介入全球性和区域性的规则形成过程[15];二是主动争取与主导,要在“一带一路”带动的全球经贸合作的势能下,从被动应对规则的执行者逐渐转变为主动参与和主导建设的规则引领者[16];三是强力反制与超越,随着中国的和平崛起,中国除了要塑造有责任大国形象,提高提供国际公共产品的能力,更要抗击和破解国际中违反国际规则的行为,维护国际正当的质量安全利益。正当有力的“质量外交”手段对塑造国际形象有积极的正面促进作用。

新型国际关系的“新型”体现四个方面:顺应国际关系新形式、赋予国际安全新内容、树立国家责任新目标和构建国际合作新途径。因此,构建新型国际关系不仅要考虑与国家主权和政权相关的“高政治领域”,也需要考虑与人的权利、人的安全相关的“低政治领域”。质量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质量外交”作为国家之间合作与国际关系博弈的重要方面,必须予以特别的重视。除直接以“质量”为内涵的“质量外交”外,其它形式的非传统外交同样关联质量安全内容,如经济外交、文化外交、科技外交、生态外交、资源外交等,都离不开“质量安全”作为其重要保障,或者说广义的“质量外交”镶嵌于国际交往的不同领域与不同路径之中。对国家来说,“安全涵盖目标的范围如此之广,以致于极不相同的政策都可以作为安全政策被阐释。”[16]“质量安全”作为“全球质量治理时代”具有普遍关联性的“广义安全”,关涉经济安全、粮食安全、健康安全、环境安全、人身安全、共同体安全等“人的安全”领域的互动与合作,因而需要国家制定新方略予以考虑与应对,需要构建大外交体系或大质检体系予以重视与突现。目前有的国家通过设立“外交与国际贸易部”,或者设立各类由外交部牵头的覆盖政府众多部门的“外事共同体”“内阁办公室”或“政策协调委员会”等[17]来统筹与“质量外交”相关的国际交往以适应国际关系发展的新形势,这表明构建新型国家关系需要有改变国家外交体制的新维度与新思考。

二、质量安全: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

(一)总体国家安全观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意义

总体国家安全观是统筹国内与国外、统筹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统筹发展与安全的新型国家安全观,它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着直接的相关性与指导性。“总体国家安全”,在国家安全观前加上了前置词“总体”,体现了中国领导人解释与改造世界的“整体观”与“系统思维”。总体国家安全观的“总体”一词揭示出国家安全在本质上是一种“场域安全”[18],既是作为具有总体社会空间性质与价值复合体的“场域安全”,又是作为政治、经济、社会、文化、环境等各个领域间体现安全关系网络与互为保障的“场域安全”,还是作为一种安全理论之“分析单位”与“思考基点”的“场域安全”。[19]在安全研究中,深嵌全球化背景中的国家安全必定是一种复合的、叠加的、交织的、体现价值与制度网络关系的“场域安全”[20],而总体国家安全观较好地体现了“场域安全”思维,不仅统一了发展与安全的对立,统合了传统安全与非传统安全的两分,统和了国土安全与国民安全的对开,而且还统筹了中国与世界关系中极具挑战意味的自身安全与共同安全的两难。这种“统一”、“统合”、“统和”、“统筹”,体现出了中国人对安全追求、国家安全追求和安全文明追求的当下“适然性”。正是基于本质上的“场域安全”特性,总体国家安全观实现了国家安全观构建的历史逻辑、理论逻辑与现实逻辑的较好统一,成为了“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新里程碑,折射出深厚的时代背景和历史内涵”[21]。在国际关系的舞台上,总体国家安全观的“场域安全”特征体现了它是一种“整体安全”“复合安全”“系统安全”“立体安全”“主动安全”和“共享安全”,这不仅与霸权主导式的国际关系相区别,而且为和合主导式的新型国际关系奠定了新安全观的价值基础。

落实总体国家安全观必须既重视自身安全,又重视共同安全,实现打造命运共同体的目标,这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核心原则相吻合。总体国家安全观强调安全是普遍的,不能一个国家安全而其他国家不安全;安全是平等的,各国都有平等参与国际事务的权利,同样也有维护地区安全与国际安全的责任;安全是包容的,各国应该尊重主权独立、领土完整、互不干涉内政等国际关系准则,尊重各国的社会制度和发展道路;安全是共享的,获取安全的方式是合作而不是对抗,并通过坦诚对话,增进战略互信,从低敏感的非传统安全领域着手,培育合作应对安全挑战并共享安全的意识。可见,总体国家安全观所强调的安全的“普遍”“平等”“包容”与“共享”对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具有重要的意义与贡献。

(二)质量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

从总体国家安全角度来看待质量安全,质量安全具有“基础性”“根本性”“场域性”和“镶嵌性”。由于国家安全具有极高的政治性、极广的涵盖面和极大的权威性,因此在价值次序、资源分配、权力支配上占有优先和主导地位,作为全面支撑国家安全的质量安全也就具有不可或缺与不可替代的基础性和根本性作用。人民群众不断增长的质量安全需求与质量安全保障能力相对不足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在国内层面的质量安全的基本矛盾。世界各国不断增长的对中国向世界输出公共产品与提供经济新动力的需求与中国尚存“质量高差”之间的矛盾,是我国在国际层面的质量安全的基本矛盾。事实上,与一切安全领域相关联的“质量安全”具有作为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的所有特性。“安全是生命的基石,安全是幸福的阶梯,安全是发展的前提,安全是和谐的保障。”[22]这是用“基石”直接标示安全的一种特别表述。当然,在国家安全体系的十一大类安全领域[23]中,不少安全领域都可以成为另一个安全领域的基础或基石,但“质量安全”却是所有安全领域包括军事安全、生态安全和网络安全的基础与前提条件。即使“网络安全”被认为是“战略基石”[24],生态安全被认为是“坚固基石”[25],“质量安全”仍然是支撑“战略基石”与“坚固基石”的“基石”。

首先,质量是一切安全的底线,缺少这一底线,安全就无从谈起。质量兴,则安全兴,安全兴则国家兴。反之亦然,质量亡,则安全亡,安全亡,则国家亡。安全是人的最基本的生存需要,也是国家为之追求的最基本目标。一个国家频发的质量安全问题会导致社会普遍的“生存性焦虑”与“本体性不安全”,进而解构人们对国家安全的信任与期盼,甚至会导致解构国家安全本身。如当百姓对自己国家的各类产品质量安全存有“不信任感”“不安全感”甚至存有“恐惧感”的时候,就会直接导致对经济发展质量、深化改革质量、总体社会质量的怀疑,进而会引发不同程度的经济社会危机。其次,质量安全是一种“镶嵌安全”[26]与“场域安全”,它能作为基石为各安全领域提供核心支撑。无论是经济与社会的宏观、中观还是微观层面,质量安全无所不与其相关。以“发展质量”为例,任何层面的发展问题都离不开其发展质量,如何没有发展质量,发展自身就失去了其价值与意义,因为没有质量或存在质量危机,安全就没有保障,而没有安全保障的发展恰恰是违背发展内在价值的。同时,“质量”的场域性与基础性赋予了质量安全作为一种超越具体安全领域的关系型价值,形成了一种作为基石的特定的“镶嵌安全”,即以“总体国家安全”场域中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等具体安全领域为情境依托的嵌入型安全。因此,质量安全在总体国家安全体现的“场域安全”中成为了最基本的安全变量。可以说任何安全领域中的关键性安全,首先是质量安全,如政治安全的关键是政治发展的质量安全,经济安全的关键是经济增长的质量安全,生态安全的关键是生态维护的质量安全,资源安全的关键是资源持存的质量安全。社会发展到今天,我们可以得出这样的结论:“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27]。由此可以推论:质量安全是总体国家安全的基石,也是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重要保障,没有了质量安全,“合作共赢”的基础就会被消解,“相互尊重”与“公平正义”也难以达到,一个国家所建立起来的“国际关系”大厦终将倾倒。

(三)“质量安全是世界共同的事情”

“质量安全既是安全问题,也是发展问题。质量安全并不孤立地表现于国内领域,它既深刻影响我国的自身安全,也影响全世界的共同安全”。[28]在我国,“质量第一”一直是受到国家领导人倡导的理念。改革开放以来,向世界学习质量建设、向各国购买高质量新产品、向未来赶超质量水平也是中国人的自觉行为。在2014年召开的首届中国质量大会上,中国领导人在强调中国的经济与社会发展正迈入“质量时代”的同时,特别强调了“维护质量安全是世界共同责任”。2017年9月,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至贺信强调,“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中国质量大会旨在推进国际质量合作”。[29]从强调本国质量安全扩展到加强国际质量合作与维护世界安全,是中国作为新型大国关系倡导者的责任体现,是塑造中国新“国家形象”与“质量外交”的重要途径,也是构建新型国际关系的题中之义。

改革开放以来,中国为质量安全作出了重大努力,国内层面的质量提升经历三波改革潮流:第一波是以《质量振兴纲要(1996年-2010年)》为标志的起步期,2001年中国正式加入世界贸易组织(WTO),同年国家质检总局、国家认监委和国家标准委相继成立,中国的质量安全维护开始与国际对接。第二波是《质量发展纲要(2011-2020年)》为标志的发展期,我国在产品质量安全示范区、中国质量奖等质量制度上有快速发展,“质量和效益”发展模式成为我国质量推进的指导,我国总体质量水平稳步提升。第三波是2017年以《中共中央国务院关于开展质量提升行动的指导意见》为标志的深化期,“实施质量强国战略”“深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融合发展”“促进‘一带一路’沿线国家和地区、主要贸易国家和地区质量国际合作”等被专门强调,“全社会质量共治机制”[30]、“推进国际质量合作”[31]等重大倡议被适时提出。特别是党的十九大明确提出了“质量强国”“质量第一”“质量变革”“质量优势”以及“发展质量”“建设质量”“更高质量”的要求,为国家质量提升确定了方略。

在国际层面,中国在质量合作、质量促进、质量共享方面承担起大国责任。2017的中国质量大会达成的共识是“质量体现着人类的劳动创造和智慧结晶,体现着人们对美好生活的向往”因而要“高度重视质量建设,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而且要“推进国际质量合作”。[32] 2017年1月18日,习近平在联合国日内瓦总部演讲时重申中国愿意为世界经济复兴、国际稳定、世界安全做出贡献,“为国际社会提供更多公共产品”。在“一带一路”建设过程中,质量安全作为全球公共产品,通过政策延伸、标准互信、贸易合作、文化交流的方式联通一带一路沿线国家。高铁作为中国“一带一路”建设的重要着力点,凭借着标准先导和质量领先,积极“走出去”,其中采用中国标准、使用中国设备、由中方主建运营的与中国直接连通的境外铁路项目“中挝铁路”于2015年12月进入实施阶段;李克强总理被誉为“中国高铁超级推销员”,多次借用出国访问和外国领导人访华的机会大力推销中国高铁,积极商谈中国高铁技术的相关合作,2015年11月25日,李克强总理邀请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同登上从苏州开往上海的高铁列车,91公里的高铁线路见证了总理这场别开生面的“高铁外交”。[33]在中国领导人的带领下,“让中国质量引领世界潮流”正在成为中国人的共识。可见,“质量安全”与“全球质量治理”将为“新型国际关系”构建提供重视经济合作与安全共享的方向性的指导。

三、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构建新型国际关系重要路径

(一)构建“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

“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建设有助于国际关系的转型。冷战时期,围绕地缘政治与地缘军事的传统安全问题占据国际关系领域的主流,与发展相关的贫困问题、环境问题、人口问题、质量问题往往受到国际关系专家们的忽视甚至排斥。冷战以降,非传统安全问题不断凸显,越来越挑战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社会,许多国家开始把非传统安全问题上升为国家安全战略考虑的重要语境,传统安全威胁与非传统安全威胁相互交织、相互缠绕以及相互转化的现实更是受到国家安全战略学者们的重视。恐怖主义问题、网络安全问题、气候变暖问题、公共卫生问题以及与贸易、发展、环境密切相关的质量安全问题等国际议题越来越成为国际社会与国家之间必须面对和努力处理的优先议题,由此形成了国家间的新型交往方式与新型国际关系内容,传统的政治地缘与军事地缘立场退隐了,非传统的合作共同体、综合共同体、可持续安全共同体越来越被各国所重视与构建。

质量安全作为非传统安全的重要领域,对内关系到我国经济社会的发展与稳定,对外关系到我国在全球化进程中的国际合作与博弈。全球层面由于质量不安全引发的贸易战争数不胜数,如2006年中韩关于出口泡菜质量问题引发“泡菜大战”,波及欧洲、美国、日本等市场[34];新西兰和澳大利亚就苹果是否安全这个问题开展近百年“苹果贸易战”,严重影响两国正常外交与贸易[35]。相反,质量安全合作也成为国际合作的一种方式,为提升国家间关系建立新的途径,如中国政府在2010年承诺为发展中国家建立30个农业技术示范中心,为其在农业和粮食安全领域提供援助[36];2017年中国国内251次缺陷汽车召回活动中,有58%属于全球召回,且由中国缺陷调查引发全球召回的情况逐年递增[37]。质量安全随着“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38],逐渐成为全球治理的重要内容和国际合作的重要基础,而“质量安全共同体”的目的正在于共同应对跨国的质量安全威胁,构建全球性的高质量产品供应链。如果说“安全共同体”的产生要满足安全行为体自身的“内在需求”与安全行为体间需求外化的关联要素,那么“质量安全共同体”产生的条件同样来自于两个方面,一是来自于国际社会对于全球质量安全共治的“外在压力”与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对于质量安全需求的“内在动力”;另一方面来自于安全行为体间需求外化的关联要素,如国际社会对于质量安全现状的“共同认知”、消除全球质量安全威胁的“共同期盼”、享受质量安全成果的“共在利益”、寻求利益最大化的“共同机制”和追求成果高效的“共同行动”。

正因如此,全球和国际层面的质量安全共同体为国际质量安全合作和解决全球性或国际性的质量安全威胁提供了合作平台。除了国家行为体,地方政府、国际组织、智库、学术团体等非国家行为体也积极参与并发挥着重要作用。如包括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官方质量组织与联盟,也包括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美国质量学会(American Society for Quality , ASQ)、欧洲质量组织(The European Organization for Quality,EOQ)、日本科学技术联盟(Union of Japanese Scientists and Engineer, JUSE)并称为国际三大质量组织,三大组织自成立以来除了维护本国质量安全,也通过合作与交流的方式对世界各国质量安全合作做出重要贡献。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SO)是国际上最大的非盈利组织之一,成立的主要目的在于国际标准互认互通,为促进国际质量安全特别是国际质量体系认证做出了重大贡献。可见,“质量安全”将成为一种全世界联结的新形式。

国际合作与安全维护一直都是国际关系的核心主题,也是维护国际社会安全与稳定的主要方式。在全球化与逆全球化趋势并存的时代背景下,国际层面的合作共赢越来越成为大多数国家所向往的目标与国家间关系处理的“最大公约数”[37]。在全球质量时代,共存、共依、共融、共享的特征呼唤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的诞生,为此,国内与国际以“质量安全”为基础的质量合作,必将导致“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39]。传统全球治理理论中并未涉及到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互动关系这个维度,与西方通过权力与强制来实现合作思维不同的是,新型国际关系下的国际合作更着重在寻求国家能力提升与国家形象塑造上。在实践上,我国已为寻求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之间多领域深层次互动做出努力,如积极推动自贸区建设深化开放倒逼国内供给侧改革、积极参与国际反腐合作为国内反腐创造外部机会、深化与发展中国家合作推动国际产能合作。但关于“国内安全国际化”与“国际安全国内化”的作用机制和实现过程仍需要合理的理论解释与积极的实践创新,“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建设则为此提供了良好的前景。

(二)“质量安全共同体”的现状与动力

“全球质量安全治理”是“全球治理”概念的实践与应用,是国际合作的新形式,是第三世界国家参与全球治理的新机遇。全球治理强调两点,一是必须用全球视野来审视国际事务,即人类命运共同体的观念和视野;二是参与治理主体多元化,从传统的国家行为体扩展到非国家行为体。当前,积极构建不同类型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是中国参与全球治理灵活有效的方式之一,而“质量安全共同体”是一种属于国际关系范畴的“非传统安全共同体”。非传统安全威胁具有的非军事性、跨国性、不对称性、普遍性、复合性等特征,同样表现在全球质量安全威胁上。非传统安全共同体的目的是应对非传统安全威胁,突破“资源性”安全困境,是一种“基于‘优态共存’与‘共享安全’原则建立起来的跨国应对非传统威胁的行动集合体”[40]。

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从行为体构成角度可以分为三类:一是国家行为体间共同构建的,二是国家行为体与非国家行为体共同构建的,三是非国家行为体间共同构建的。作为非传统安全共同体范畴的质量安全共同体也延续这样的分类。第一类质量安全共同体的特点是强政治、强保障、强约束,容易解决质量安全与国家利益直接相交织的难题,如国家间通过协议、条约、备忘录等形式签订的合作文件,涉及质量合作、检验检疫合作、标准联通等方面,此类共同体一般是作为国家间外交成果存在。第二类质量安全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不对称性导致的强/弱政治、弱保障、弱约束,这类质量安全共同体一般存在于发达国家与发展中国家之间,特别是一些质量体系不完善的国家一般由国家政府来代表官方质量组织参与国际质量活动。第三类质量安全共同体的主要特征是弱政治、弱保障、弱约束,但对安全维护与质量共治有着重要的补充作用,如国内和国际层面的官方质量组织与联盟,也包括国际上的非政府组织和非盈利组织,如国际标准化组织对国际标准制定和使用发挥重要影响力,或是以会议形式或是基于共同议题形成的联盟或共同体。

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构建所面对的困境是面对共同的威胁与命运,其动力是为克服困境而寻找共同的利益与预期以及集体的认同与行动。如果说以往的安全共同体理论强调的是“局部利益导向”的话,质量安全共同体则强调的是“人类命运导向”,从而超越了“历史”“制度”“信仰”等先在性因素与异质性因素,是一种真正“类安全”意义上的联合与共享。然而,人们对于质量安全威胁的全球性和质量安全共同体的必要性并不是一开始就有深刻的认识,许多国家最初会多用“传统安全思维”应对质量安全问题,如美国特朗普政府处处突现“美国优先”,使得国家之间不乏紧张、矛盾、冲突、争斗,甚至动用武力。但事实上对抗性行为和损害他国利益的行为不能最终解决非传统安全的“资源性困境”,对抗只能带来两败俱伤或多方共损。当今世界,“合作共赢”不仅是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的内核,更是新型国际关系的原则。在国际关系领域,除经济贸易领域的产品质量安全外,各种类型的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正在生成:在环境安全领域,加入《巴黎协定》的195个成员国组成全球环境质量安全共同体,以全球合作方式共同应对气候变化,然而2017年6月1日美国现任总统特朗普宣布美国退出《巴黎协定》,体现了美国的自私、“野蛮”与不负责任。在核安全领域,有153个成员国的国际原子能机构发挥着全球核能质量安全共同体的作用,阻止核能在军事领域内的使用是其重要使命;值得一提的是在2016年全球核安全峰会上中国领导人倡导建立“核安全命运共同体”,加强国际核安全合作,建国60多年来我国保持了良好的核安全记录,实现了重要核材料“一克不少,一件不丢”,核工业“零事故”,为全球核质量安全作出重要贡献。在公共卫生领域,世界“因病相连”进而促进了全球公共卫生安全合作,在2014年抗击埃博拉病毒中,各国政府、国际组织、人道机构等组成公共卫生质量安全共同体,为西非三国最终战胜疫情发挥了重要作用。人类发展史证明国家间安全威胁的应对经历了“对抗-竞争-竞合-和合”的抛物线型的上升过程[41],其间跨国共同体不断增多,合作程度不断提升,集体认同不断加深,全球意识与责任感不断扩展。

(三)“质量安全共同体”的中国路径

中国正处在质量崛起的战略机遇期,其主要理据有:国际贸易与国际关系面临着全球化与逆全球化的再平衡;全球生产力格局正在被新的科技变革重塑;某些传统强国陷入了质量衰退或质量危机;迅速发展的互联网和自媒体使质量信息在世界范围内实时化、透明化;消费者主权思想不断被接受和强化。[42]特别是中国从“数量+速度”型发展模式转向“质量+效益”型发展模式,使得国际社会需要重新认识中国以及无论是发达国家还是发展中国家均要调整其自身国策和对中国的政策。以韩国为例,韩国《第4次质量经营基本计划(2016-2020)》的判断是“为遏制中国的追赶态势,必须在全产业范围内进行全面的质量革新”。[43]再以中国于2018年1月1日起实行全面禁止废弃塑胶、纸类、钒渣、纺织品等24类外来固体废物为例,美国、英国、澳大利亚以及欧洲许多国家因其必须重新考虑其自身的环境政策而感到十分“失望”“失落”与“失败”,有的国家的媒体甚至刊文希望中国“收回成命”。[44]

在加强国家质量安全话语权的竞争中,最主要的就是如何提升国家质量基础设施(National Quality Infrastructure,NQI)。[45]迈向“质量时代”,实现质量提升的“三个转变”[46],其中加强国家质量基础设施建设尤为关键。这就需要更多地关注“国家质量基础设施的统一建设、统一管理”,“深化国家质量基础设施融合发展”,特别是要“深度参与质量基础设施国际治理,积极参加国际规则制定和国际组织活动,推动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等国际互认和境外推广应用,加快我国质量基础设施国际化步伐”。[47]

在质量安全领域,提升参与水平打造各种类型的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对于新型国家关系的构建有着积极的意义,值得探索。近年来,我国持续不断地大力推进“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的实践,如1981年亚太质量组织举办首届国际会议,至今已共举办21届,其年度会议主题多次体现了质量共同体的精神,如“通过质量连接世界”、“创造共同繁荣的质量时代”等。2016年9月10日,在广西南宁召开的第五届中国-东盟质检部长会议就以“推进中国-东盟SPS互联互通,打造质量安全命运共同体”为主题,与会各方探讨在进出口商品的互联互通、法律法规、技术标准和信息、电子证书、口岸查验程序等方面开展合作,共同打造“质量安全命运共同体”。2017年9月15-16日中国质量(上海)大会在上海召开,会议发布《上海质量宣言》,倡议“促进全球的质量治理”。随着中国“一带一路”和“大开放”战略的逐步深入,中国应积极推动“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积极参与质量安全领域的国际组织以提升国际质量话语权,尝试创办质量安全领域的新型国际组织以引领世界维护质量安全。

从构建新型国际关系角度重视全球质量安全治理,首先要进一步融入全球质量治理体系。“中国质量要主动走向世界、融入世界、造福世界,更广泛、更深度地参与国际化战略”[47],要重视“质量外交”的加强与中国特色“质量外交”的打造,特别是要加强外交、质检、商务、发改委等部门与相关区域和国际组织的交流与合作,积极推动国内质量创新,逐步更多地采用国际标准。积极参与国际质量标准、规则的制定,全面融入全球质量安全治理体系。与此相应,中国也需要全面实现国家内部的社会转型,切实把安全发展作为社会现代文明的重要标志,让质量安全共治成为夯实“质量与效益”发展模式的基础和全球质量时代的示范。

其次,要共同强化基于国际质量提升的对话与合作。要通过中国质量大会、亚太组织国际质量会议等国际或区域性质量对话平台,推动建立促进质量提升的国际化质量组织,在质量技术交流、质量成果共享上,与世界各国探索建立长效的国际制度安排,构建更高水平的质量交流平台,提升全球的质量治理水平。目前,要充分利用好WTO国际平台,“通过深化与有关WTO工作站共建活动,妥善应对贸易摩擦,共同开展技术性贸易措施跟踪、评议、交涉和应对,提高国际话语权,规避风险、扩大出口、倒逼行业优化结构、提高质量,促进外贸回稳向好。”[48]

第三,要共同深化质量基础设施的创新、合作与互认。积极推进计量、标准、合格评定的互联互通和合作互认,推动各国质量奖励结果的互认。特别是要在服务“一带一路”建设中开创质量安全合作的新形式,“促进政策、规则、标准三位一体的联通,确保质量安全,消除技术壁垒,畅通国际贸易。”[49]在国际的合作中,我国要充分利用我国在ISO、IEC、ITU、IAF[50]等国际性质量组织中的主席/秘书处的身份,以及全球经济与安全治理中的倡议/组织者的角色,增强我国在全球质量安全场域中的影响力和主导权,并推动“中国标准”、“中国计量”与“中国合格评定”的推广与应用,用中国智慧与中国质量安全造福全球人民。

第四,要携手共应质量安全突发事件。发挥当前新业态下云计算、大数据和物联网的技术优势,世界各国要加强质量安全方面的信息共享、风险共监、舆情共析、监管互认和执法互助,携手应对不断出现的质量问题和挑战,预防经济社会发展落入低质量的陷阱,共建强有力的监管合作机制,共同应对和化解质量安全风险,探索建立全球质量追溯体系,不断提升全球重大质量安全事件的处置水平。

第五,要共创全球质量安全文化。中国应行动在先,倡议世界各国共同促进质量文化的交流与融合,坚持不同国家和民族的质量文化的平等性和包容性,提炼各国质量文化中的共同要素。鼓励各国之间开展质量最佳实践的分享和交流,推动各国主动分享本国组织提升质量的有效解决方案,交流质量工具、技术和方法的应用经验,共同推动全球各国对产品及其工艺的精益求精、止于至善。

总之,质量安全与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有着正向的相互促进的紧密关联,“全球质量安全共同体”的打造为新型国际关系的构建提供了切实可行的路径,不同层次、不同领域、不同产品的质量安全维护,将会大大促进中国开放国门融入世界,做好新时代“世界和平的建设者、全球发展的贡献者、国际秩序的维护者”[51]。 


参考文献:

[1]2014年11月习近平主席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上指出“我们要坚持合作共赢,推动建立以合作共赢为核心的新型国际关系,坚持互利共赢的开放战略,把合作共赢理念体现到政治、经济、安全、文化等对外合作的方方面面。”参见:“习近平在中央外事工作会议发表重要讲话强调: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旗帜”,载《人民日报(海外版)》2014年12月1日,第1版。
[2]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明确中国特色大国外交要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中国将高举和平、发展、合作、共赢的旗帜,恪守维护世界和平、促进共同发展的外交政策宗旨,坚定不移在和平共处五项原则基础上发展同各国的友好合作,推动建设相互尊重、公平正义、合作共赢的新型国际关系。”
[3][德]黑格尔著,贺麟译:《小逻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年版,第202页。
[4]余潇枫等:《质量安全与中国社会治理模式的创新》,载杜志淳主编:《中国社会公共安全研究报告(第10辑)》,北京:中央编译出版社,2017年版,第30页。
[5]赵宇飞等:“发展中国家竞扎国际贸易‘技术篱笆’”,载《经济参考报》2017年12月12日,第5版。
[6]Boulding K E,“National Images and International Systems”, Journal of Conflict Resolution,1959(3), pp120-131.
[7]张苾芜:“国家形象理论与外交政策动机”,载《国外社会科学》2011年第1期。
[8]潘临灵等:“质量安全:语境扩展与能力建设——基于1996至2016年间政策文本的研究”,载余潇枫等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6-2017)》,北京:社会科学出版社,2017年版,第335-346页。
[9]“蒋家东:质检工作面临的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560421652620769&wfr=spider&for=pc
[10]“贾玉奎:质量有泪无泪?”,http://www.ce.cn/cysc/zljd/gd/201801/10/t20180110_27665393.shtml
[11]比如,2003年我国就率先提出无线局域网的鉴别和保密基础结构(WAPI)的安全标准,但在提出国际标准提案后,美国强力阻挠并在以英特尔技术为基础的技术方案尚不成熟的情况下提出国际标准提案。龙海波、廖丹子:“全球质量时代亟待加强NQI建设”,载《国务院调查研究报告择要》2016年第16期。
[12]“青岛销毁20余吨菲律宾不合格进口香蕉”,http://www.cqn.com.cn/news/xfpd/food/919984.html
[13]“中菲黄岩岛对峙:中国开始对菲律宾有所行动”,http://mil.huanqiu.com/Forum/2012-05/2691591.htm
[14]“中国波兰高层磋商会谈重要成果之一波兰苹果首次登陆上海”,http://www.aqsiq.gov.cn/zjxw/dfzjxw/dfftpxw/201612/t20161216_479073.htm
[15]王逸舟:《创造性介入:中国外交的转型》,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6年版。
[16]Arnold Wolfers, Discord and Collaboration( The Johns Hopkins Press, Baltimore, Md., 1962.  See: R.P.Barston, Modern Diplomacy (Third Edition), Essex: Pearson Education Limited, 2006, p.207.
[17]赵可金:《非传统外交导论》,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15年版,第11页。
[18]“场”是一种空间的表达,“域”是一种关系的表达,基于物理场的“全空间、多变量、强弱性、时态性”特征,处在社会关系中的“场域安全”具有“整体性、交织性、强弱性、动态性”特征。如果说“场域”是多重时空关系状态与多种活动性质特点的组合,那么“场域安全”所强调的安全不是单一的、线性的、局部的、纯技术的安全,而是复合的、非线性的、整体的、技术与价值混合的现实状态,凸显的是对安全现实作“总体性”的考察与把握和“全景式”思考与研判。
[19]“重塑’安全文明’:非传统安全研究——余潇枫教授访谈”,载《国际政治研究》2016年第6期。
[20]余潇枫:“非传统安全治理与‘共享安全’’”,载余潇枫等主编:《中国非传统安全研究报告》(2013-2014),北京: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4年版,第7页。
[21]“总体国家安全观:我国国家安全观的新里程碑”,http://www.81.cn/jwgz/2016-01/22/content_6866206.htm
[22]“国家安全战略--习近平与“十三五”十四大战略”,http://www.ccln.gov.cn/xxzgyc/162753.shtml
[23]国家安全体系的十一大类安全领域是:政治安全、国土安全、军事安全、经济安全、文化安全、社会安全、科技安全、信息安全、生态安全、资源安全、核安全。
[24]《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47页。
[25]《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编委会:《总体国家安全观干部读本》,北京:人民出版社,2016年版,第160页。
[26]余潇枫等:“安全镶嵌:构建中国周边信任的新视角”,载《浙江大学学报》2017年第1期。
[27]“中国质量发展围桌会议专家观点综述:不抓质量就没有未来”,http://news.xinhua08.com/a/20171225/1742079.shtml
[28]“卢厚林:质量安全是新时期国家安全的重要内容”,http://zj.people.com.cn/n2/2016/0922/c228592-29044612.html
[29]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17年09月16日,第1版。
[30]2014年9月15日,李克强总理在以“质量、创新、发展”为主题的首届中国质量大会中提出要构建全社会质量共治机制。
[31]2017年9月15日,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在上海开幕,习近平主席指出中国将不断提高产品和服务质量,努力为世界提供更加优良的中国产品、中国服务,并倡议“推进国际质量合作”。
[32]习近平向第二届中国质量(上海)大会致贺信,载《人民日报》2017年09月16日,第1版。
[33]“高铁外交”——李克强邀请中东欧16国领导人共乘高铁”,http://politics.people.com.cn/n/2015/1125/c1001-27855041.html
[34]“中韩爆发泡菜大战”,http://news.sina.com.cn/c/2005-11-14/17598295105.shtml
[35]罗汉伟:“跨世纪的大洋洲贸易战‘苹果禁令’让‘兄弟反目’”,载《中国经济周刊》2010年第33期。
[36]“《中国的对外援助白皮书》”,http://jiuban.moa.gov.cn/fwllm/jjps/201104/t20110422_1976092.htm
[37]“王毅在十二届全国人大三次会议举行的记者会上就中国外交政策和对外关系答中外记者问”,载《人民日报》,2015年3月9日,第5版。
[38]2017年政府工作报告中提出“推动经济发展进入质量时代”。
[39]杨雪冬:“双向开放与国家治理现代化——推进国内治理与全球治理的深层互动”,载《人民论坛·学术前沿》2016年第3期。
[40]余潇枫, 王梦婷:“非传统安全共同体:一种跨国安全治理的新探索”,载《国际安全研究》2017年第1期。
[41]余潇枫:“和合主义:“广义安全论”的建构与可能”,载《南国学术》2018年第1期。
[42]“质检工作面临的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560421652620769&wfr=spider&for=pc
[43]“质检工作面临的新矛盾新机遇新挑战”,https://baijiahao.baidu.com/s?id=1588560421652620769&wfr=spider&for=pc
[44]政府文件的公开表述是:“2017年年底前,全面禁止进口环境危害大、群众反映强烈的固体废物;2019年年底前,逐步停止进口国内资源可以替代的固体废物。”参见:《国务院办公厅印发禁止洋垃圾入境推进固体废物进口管理制度改革实施方案的通知》,http://www.gov.cn/zhengce/content/2017-07/27/content_5213738.htm
[45]国家质量基础设施是由联合国贸发组织和世界贸易组织在2005年首次提出的概念,以标准、计量、认证认可、检验检测为主要内容,是确保社会经济可持续发展的质量基础,是牵引中国经济由数量、规模、速度向质量、效益、内涵转变的巨大动力。
[46]“三个转变”是指中国制造向中国创造转变,中国速度向中国质量转变,中国产品向中国品牌转变。
[47]“牢记质量发展使命推进质量强国建设”,载《学习时报》2017年10月4日,第1版。
[48]“担当时代责任促进质量发展”,http://bgt.aqsiq.gov.cn/zcyj_n/zydt/201706/t20170629_491998.htm
[49]“牢记质量发展使命推进质量强国建设”,载《学习时报》2017年10月4日,第1版。
[50]ISO,即国际标准化组织(International Organization for Standardization);IEC,即国际电工委员会(International Electro-technical Commission);ITU,即国际电信联盟(International Telecommunication Union);IAF,即国际认可论坛(International Accreditation Forum)。
[51]“国家主席习近平发表二〇一八年新年贺词”,http://www.chinanews.com/gn/2017/12-31/8413457.shtml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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