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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快讯

张帆:谁解鱼之乐——《鸢飞鱼跃:民族学家的田野故事》

publish time:2020-09-07 11:13| view by:477 | publisher:root

作者简介:张帆,北京大学人类学博士。现为四川大学中国西部边疆安全与发展协同创新中心副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边疆学理论与方法、亲属制度人类学和宗教人类学。已出版关于汉族亲属制度的专著一部,在《民族研究》等权威期刊上发表论文多篇。

研究异文化的人常常会面临一些普遍的误解。其中最大的一种误解就是:本文化的人对该文化最有发言权。外人嘛,“子非鱼,安知鱼之乐?”这一误解如果仅仅存在于普通人的头脑中,我们自可以一笑了之;然而,当这种误解存在于涉及民族文化事务的管理者和具有相当知识水平的非人类学学者思想中,则让人哭笑不得,甚至扼腕叹息。我是一名人类学者,曾在河北的汉族村落做过7个月的田野调查。因为博士论文研究的需要,我也曾在贵州水族地区连续进行了一年多的人类学田野工作。在此,我从自己的生活经历和田野经验出发对那种误解谈一些我的体会。

很多人认为,本文化的人和外来的研究者相比具有语言方面的优势。真的是这样吗?我是天津宝坻人,汉族。从19岁离家到外地读大学至今,每年在父母家的日子不超过两个月。家乡话的音调虽然尚能掌握,但一些特有词汇已经完全不会说了。有一段时间,我说的家乡话毋宁说是汉语普通话的强行方言化,因为所有词汇基本都是普通话里的词汇。后来,我有意地从家人和朋友的谈话中重新学习方言词汇,并尽量多地使用它们,像一个外来者那样。

开始在河北的汉族村落做田野调查的时候,我对当地方言感到头痛。虽说论难懂程度,北方方言与闽浙赣等南方地区的方言相比根本排不上号,但身临其境的人也颇觉麻烦。既不是完全听不懂,也不是每句话都能听懂。特别是一些专有名词,要听多次才能明白,有时还会造成误会。当地有一句骂人的话,攻击对象既包括小孩,也包括成人,曰“死孩子”,至少我初听起来是这个发音。吵架时咒人死,完全说得通嘛,我就没太在意,以为自己听懂了。后来慢慢掌握了他们的一些发音规律,才恍然大悟,那个词其实是“私孩子”,即私生子,也得到村民的证实。在汉文化的规定中,“私”可比“死”痛苦多了,也恶毒多了。换个角度想,我如果不是专门研究亲属制度,可能对那个词就那么溜过去了。所以,自以为懂了永远是研究者的大敌。这也说明,即便是本文化内部的研究者,也没有什么天生的优势,懂与不懂还要看是否做了扎实的研究。

在水族地区调查时,我一直在物色一个助手。正好我住的那个寨子有一个刚结束高考的男生叫阿灯,在家度暑假,准备上大学。介绍人和我都很满意,觉得阿灯是水族人,又读完了高中,不会有比他更能胜任助手工作的了。于是,我再去调查和访谈的时候都带上阿灯。经过几天的接触,我发现事情不太对劲。他是水族人没错,日常生活中的水话当然说得比我好,也能够帮助我向访谈对象说明来意。但是,当我请他帮忙翻译一些水族鬼师或卜娘的仪式性语言时,面对一个又一个的水族鬼名,他和我一样如听天书。

也有一次,我在常去的卜娘家里遇见了当地小学一位女老师,姓韦,大专学历。我去过她任教的小学,之前就认识韦老师。那天她是陪着婆婆来找卜娘问卜的。她们聊天时,我在旁边听。聊到一个水语词“亚明”时,韦老师问她婆婆:亚明是什么?老人就给他解释。听到韦老师这句话,我顿时大跌眼镜。当时我已经在水族村寨呆了半年,知道亚明是水族中老年女性配戴的银项圈;同时,亚明也指水族信仰体系中一种危害女性健康的鬼。那时我第一次意识到,“本文化的人对该文化最有发言权”这个说法是有问题的。

一个大学生,一个大学学历的小学教师,按理说“文化程度”都比较高。不过,这种“文化”是书本上的知识,是在学校里通过汉语习得的。对于人类学家探寻的“文化”,哪怕是他们自己身处的文化,其掌握的程度就未必足够深入了。他们掌握的水话应付一般生活交流自然没有障碍。但是,对一些该文化中的“高级词汇”,他们的语言优势就不复存在了,甚至不如我这个在田野刚呆了半年的研究者。阿灯和韦老师都是长年在外求学,阿灯更是从初中起就住在学校,离开本文化的环境已经太久了,像离家多年的我一样,变成了文化内部的陌生人。

2014年夏天,我为水族的鬼师石公申报“贵州省高级水书师”职称。准备材料,上下奔走,最终因“成果太少”没有申报成功。职称申报所要求的“成果”指的是将水书翻译成汉语文本,译著数量越多申报成功的几率越大。石公只上过小学二年级,不具备翻译的能力。即便石公有这个能力,一个整天奔走在水族村村寨寨为百姓念鬼祈福的人,有什么必要去翻译那些东西呢?鬼师是代表普通水族百姓与鬼打交道的人,而“水书师”这个新名词完全是没有文化依据、闭门造车的结果。据我所知,制定“水书师”职称评定标准的人里面有些就是水族人。用一些与本文化实际情况完全不符的条款来评判本文化的传承人,这种现象近百年来在中国不断发生。这些人不仅对本文化没有发言权,而且在某种意义上从事着伤害本文化的工作。

对一种文化最有发言权的人肯定包括一部分本文化的人,但并非所有本文化中人都懂他们自己的文化。作为汉族人,我对太多的汉族文化是无知的。我相信,在神、鬼和祖先的信仰结构问题上,美国人武雅士比所有汉族人都更有发言权。大部分本文化的人只是按照该文化的规定日常起居、洒扫应对而已。据我的经验,对所属文化最有发言权的本文化中人,都是长期关注、专门学习过相关文化知识的人,与他们的所谓“学历”无关。一些卓越的研究者,对民族文化的研究也具有权威性。这种权威性一方面体现在了解水族文化的内容广泛而深入,一方面体现在对该文化的意义和性质具有独到研究。而后者是那些一般意义上的民族知识精英所不具备的。有很多少数民族学者研究自己的本文化做出了很好的成就,但那是由于他们具备了高水平的研究能力,而非来自其所属的文化身份。

没有研究就没有发言权。对民族文化有没有权威性,和是否属于本文化、是否有语言优势都没有必然关系。掌握当地语言、亲历文化现象是对人类学研究者的职业要求。我们经常在媒体上听闻某位大学者掌握多少门外语,所以才成就斐然;也听说某人类学家做过几年、十几年的田野调查,著作等身云云。其实,这都是普通百姓的鸡汤式想象,跟想象皇帝用膳时吃一碗、倒一碗没什么区别。民间想象不能代替学术标准,勤奋也未必一定有成就。对于研究者而言,一切都以他的研究成果是否有独创性和超越性为最终评判标准,而不是看他掌握了多少外语、出版了多少本书、获得了多少头衔。盲目追求数量是长期贫穷的后遗症,也是判断外行最好的照妖镜。

(色音、宋小飞主编:《鸢飞鱼跃:民族学家的田野故事》,商务印书馆,2019年,第130-13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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